作者：白素，文章来源：端媒体付费文章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923-mainland-debtors/令他们深陷债务的，是时代野心投射在个体身上的欲望，是城乡折叠下的挣扎，以及，缺乏监管、诱人沉迷的网贷系统。![]()
2020年2月2日晚，南柯在上海郊区的租房里又是彻夜难眠。天快亮时，他登陆知乎，整理起“危机思 路”，写下第一篇日记：1. 做好抗击暴力收款的准备。2. 好好工作，争取每个月多挣一点。不要怕啥996，只要多给工资，累死也值。3. 开源节流，能不吃的就不吃，能不买的就不买，省一点是一点。
南柯清算自己的债务：京东借钱总欠款44485元（人民币，下同），360借钱总欠款23869.8元，宜人贷总欠款110873元……自己已欠下十多家网贷平台、连本带利一共43万元。那一天，南柯痛下决心，他要 “强制上岸”（意指“强制结束借贷生活”）。
“不算利息，我还有39万元本金要还。”今年7月13日晚，南柯在电话中坦言。他自称“92年生人”，声音透 出些许腼腆。他告诉我，自从在知乎上发表《网贷43w强制上岸日记》后，马上引起关注，不断有网友发 表评论，还有人要求加他的微信。“80后，90后，还有一些四五十岁的人，包括一些退休或快退休的人。 我们一共组了20多个群，每个群大约100多人。”他说，他不会将群拉满500人，“人少才能彼此知晓有商 量，会在这里面成为朋友。”
时隔一年，负债者南柯已成为渡人上岸的群主，他还开了一微信公号——“我们的上岸之路”。目前，他的 每月收入来自两份稳定兼职。一份是给一家自媒体公司做编辑，空余时间再做点其他活。“一共四五千元， 除掉房租1200元，生活费一千多，剩下的钱把能还的先还了，够了。”他说，他原本就怀疑“人为什么一定 要结婚？”如今负债累累，更了断了感情生活的羁绊，“一人待着挺好。”
“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中国兴起，成为多数年轻人自幼共同成长的工具与娱乐生活方式，因此，年轻人 对于各种形式的触网行为接受度极高，同时具备了前卫、新潮、追求新鲜感的消费意识。”2019年，市场 调研公司尼尔森（Nielsen）在对中国一线至五线城市、18岁至29岁学生或在职人员等进行信贷消费在线 调查后，于《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状况调查报告》中指出：年轻人中，总体信贷产品的渗透率为86.6%。 工作的90后中，有57%存在实质性负债。
编注：报告通过每月待还款金额占月收入的比重可测算，中国年轻人平均债务收入比（即负债率）为41.75%。如果扣除掉消费信贷作为“支付工具”的部分，那么年轻人的每月实质偿还债务收入比将降为12.52%。
其中一些人，和南柯一样，最终陷入了债务的泥潭。而拉住他们向下沉的，是时代野心投射在个体身上的 欲望，是城乡折叠、贫富差距下的挣扎，是普通人面对生活波折时的脆弱与惊惶，以及，缺乏监管、诱人 沉迷的网贷系统。
十年前，南柯从合肥一所大专院校毕业。学过商务英语的他先后在该市的婚恋网站、快递公司谋职。“第一 份工作工资两千不到，第二份做数据输录员，干了大半年，可以拿三四千元。当时家里催婚，自己心思也 在浮动。一个大专生在一个二三线城市发展机会可想而知。”于是2014年，南柯在淘宝上开店，并从合肥回到了家乡——那是安徽下面的一个小地方。
“我在淘宝上为拖延症者做监督。我不需要说话，打字就可以；或者用语音服务，听人吐槽。”这份略带心 理咨询意味的项目在网上开业不久，每月纯收入3000元，他也从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我能从这种沟 通中获得观察世界的养分。”可他满意的事业在家乡父老眼里却是“不务正业”，最后，南柯关掉了淘宝生 意。但从此，他对自己的赚钱能力有了自信——“你想想，就算进富士康打工，每个月工资也不过5000元 左右。”2015年，南柯来到上海一家自媒体做公号，除了正常上下班，还兼顾淘宝生意。但他改弦易辙， 在网上做起实体货物交易。之后，他又进入一家创业公司，他说那时，“人变得不太理智起来。”
“眼看别人成家立业，自己的压力无形增大。家人也在电话中催婚，可我家经济条件并不好，老家买一套房 也得要五六十万，首付也得二十万，还有婚后的人生规划怎么办？”南柯决定齐头并进，他一边跟人学做投 资理财，接触比特币，一边在淘宝店上屯货准备大赚一笔。只是投入运营成本的同时，他的开销也在加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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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7日﹐大楼门口贴着向淘宝店主借贷的大广告，前有一名女士正运载着货物 。摄：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第一笔网贷来自支付宝。“那是2016年，最初借的本金不多，大约是一两万，然后是五万。后来借得多了，人就陷入利息这些事里。”南柯称自己跟群里很多负债者一样，对数字不敏感。他从来不算自己借了多 少笔钱，每笔利息本金是多少，只知道那种感觉犹如抽烟，一旦上瘾就成了习惯。只有每月即将面临逾 期，他才如梦方醒。“有多恐怖？——如果今天某笔借款快逾期了，我下班回来，赶紧翻查有没有能申请的 网贷平台。不断下载，不断尝试，直到有一家可以借出钱来还债。等过几天，又有一笔借款要到期，前次 操作再次上演。”——这就是他40多万网贷的由来。
“以贷还贷在金融机构里是一律禁止的事情。” 曼哥在国有银行从事信贷业务，担任过公司客户经理和网点行长，现在主要负责项目的风险管理。 可他进而指出，“监管是真空的。实际上钱花到哪里，谁也不管。”
中国网贷行业发轫于2013年左右，随后便进入野蛮生长、监管真空的时代。2017年，中国网贷行业贷款 规模高达4300亿美元，彼时，英美两国的网贷总贷款规模才400多亿美元。最疯狂的时候，中国网贷公司 数量高达6000余家，远高于同阶段其他资本市场的体量。与高速膨胀相伴的，是不断发生的P2P爆雷潮， 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计其数的“金融难民”。
中国政府于2016年起出台系列政策整治网贷。但据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公开表示，截至2020年6月，网贷 平台还有出借人的8000多亿元没有回收。
2020年8月20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从原来的24%-36%，调整为15.4%。
这是一条“分割线”，南柯指出，但现存的网贷负债者里，大部分人都是在此时间点前借贷 。
“如果按照36%的利息算，借一万元的利息就是3600元。对于很多负债人来说，一个月工资可能都到不 了。因为借贷的都是年轻人，工作与收入都不稳定。再加上很多人拿到钱后用于消费，在消费大于收入的 情况下，经济状况就是负循环。”南柯补充道，负债者中，高学历者也占部分比重。他们之所以敢借贷，是 因为他们普遍相信自己发展潜力大，坚信负债能通过以后的工作升职加薪填平。如果他们是做生意或投 资，则会相信自己赚取的钱，能够高过利息增长的速度。”但是，“很少有什么生意赚钱的速度能赶上网贷 利息增长的速度。”
最怕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 南柯在负债者人群里，一次次地刷新三观。
“教人上岸的群五花八门，通常会遇到三种情况。”他说：第一种是劝负债者玩人间消失。第二种是玩一些 营销机构的套路，比如某人包装成高大上的专家，西装革履，引负债者入群，再教他们一些付费课程。第 三种，比如某高利贷或某家网贷平台的工作人员，私下让群主在群里为其做推广。通过群主介绍到该平台 借贷的负债者，每借出一万块钱，群主可以从中抽成500到1000元。还有卖POS机的人也来找我在群里推销。因为负债者中，有人想利用POS机刷卡套现，这是一门刚需。还有一些人说是推荐群里女孩做兼职直 播赚钱，其实背地里是做卖卵代孕交易。我就遇到过，有人在群里声称自己卖过一次卵，还想再卖一次。 还有人做色情服务，想潜伏在群里发展下线，被我识破，将他与他搭上的下线一块踢走。再有过有钱人加 我微信，问我能不能介绍愿意提供性服务的女负债者。他在网上看到了这个群体的存在，很想满足一下自 己的猎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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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3日﹐北京的年轻情侣在银行等候时于手机上观看视频。摄：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你能在这个圈里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不过，”他话音一转，“加我入群的女生很多，大多数人人品不 错。社会上，不论信用卡还是网贷，总会优先借给女生。她们不仅申请网贷的机率大，也更容易受到恫吓 还钱。”南柯总结起群里女性负债的缘由：买买买，高消费是其一。情感受骗是其二——比如遭遇“杀猪 盘”，或被亲近的人骗。还有一类是为了家庭。他感到，“在这里面，女性的奉献会多一些。”
今年4月底，我在上海静安区的一座广场见到一头长发、一脸阳光的小颖。之前，是她向我推荐南柯的公 号，并讲述了自己身负20多万网贷的来龙去脉。
“小颖”是这个东北姑娘上大学做微商时给自己起的化名。她说她在一岁时，父母离异，从此与母亲、外公 外婆一起生活。尽管家境并不富裕，“可妈妈从没在我面前流露过辛苦，抱怨。我妈妈认为女儿就应该富养，她能满足我的，会尽量满足我。”
2017年大学毕业前夕，校园贷正流行。小颖记得很清楚，那是她第一次接触分期乐（一个向年轻人提供分 期消费的金融服务平台）。“它雇佣学生在每个寝室门口、楼道口张贴海报、发传单。促销人员也会发放礼品——如果你在平台注册个人信息，它就送你两个苹果。”她不加思索地注册了自己的身份证号。那会儿的她只想领走那份“伊甸园的果实”。
“以后，它经常给你推送广告。比如借你一万，借你五千，你可以分12期、36期偿还。”这种信息让小颖产 生暇想，“它就像一张信用卡。如果大人能够使用信用卡，那我们是不是也能使用它？”那时她正在实习， 工资微薄，可她想为自己办张健身卡，《小时代》里的白领精英不都是下班后赶去健身房？“一张健身卡要5000多块，我一个月工资才2000块。”这时，分期乐上静静躺着、还未动用过的“万元额度”向她招起了 手，“我突然看到它发来的信息，告诉你额度快要到期了，要不就去试一下？”第一次借款，小颖选择借贷5000元，分36期还款。“它没有告诉你，它的风险性以及后续的事情。”输入对方发来的验证码，点下确 认键的两秒钟，她手机里的重要信息已自动被对方获取。那里有她的家庭住址、紧急联系人的电话，还有 她近期的通话记录。“你必须要让它读取。”那时的她已不敢按下“stop”。十分钟后，借款就打来了。
“从小到大，周围的人都在跟我灌输，妈妈不容易，外公外婆不容易。等你长大了，你要好好报答他们。” 正式工作后，她迫不及待地为家人购置高档用品，带他们出入高级餐厅，“不用我妈花钱，每次在外吃饭， 都是我来。”同时，她的消费欲望也在膨胀。有段时间，她的早餐就是一杯星巴克的咖啡。一个月里，光喝 咖啡的钱就接近工资的一半。“然后下班冲到健身房，签字的一瞬间感到自己老厉害了。销售人员冲你姐长 姐短的，你会有一种众星捧月的感觉。”
小颖在分期乐上的一万元额度早已用完。为免逾期，她开始在其他平台上借款，“大多已记不清名字了，只 要还款就卸载这款App。”不仅如此，她还陆续办理了几张银行信用卡，额度累加到3万元。
“举个例子——我这个月借了100元，按合约利息，下个月要还120元。可我没钱还，为了还款，我还是去借贷120元。那么按照合约利息，我在下下个月就要还150元。”2018年，先后在水产公司及外企上班的小颖，月工资已有三四千元。如果没有负债，她或许能在家乡过上小资生活，起码不至于入不敷出。实际 状况却如她在微信上所写，“利滚利地”——借款由最初的5000元滚到了1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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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3日，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有大学生在典礼进行时哭泣。摄：Jiang Qimi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校园贷于2014年兴起，到2016年，借贷宝压榨借贷人“持裸条借款”（指借贷人手持身份证拍摄裸照作为 “裸条”抵押，一旦逾期无法还款将被公布裸照给家人朋友）、大学生负债者自杀等案件屡屡遭媒体曝光。人 们发现，多数发放短期贷款的平台几乎没有对学生还款能力进行审查，贷款的年化利率则达到15%到 24%。政府随后发布一系列文件进行专项整治，但校园贷仍以各种名目继续渗透校园。小颖就是在专项整 治后依旧陷入借贷的泥沼。对于整治效果，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科技室主任尹振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效果的好坏在于执行力度和监管力度。与此同时，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公检法部门对其他机构，尤 其是违法违规的机构要给予约束，而非只是监管部门发力。”
“我还天真地想过，既然国家严厉整顿，我的借款是不是就不用还了？”但到了2018年年底，小颖绝望地发 现，十多万元的窟窿已难填补——“没有平台再给自己放款，所有的地方都借不出钱来了。”
“我害怕真相暴露，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 债务大爆发后，小颖不敢回想外公外婆还有妈妈收到礼物时开心的脸庞、为她骄傲的神情，她想硬撑到底。2019年7月，为谋求收入更高的工作，她提走在家乡仅存的 6000多元公积金，接受了上海一家医药公司的工作，“对方开出的工资是8000多。”为节省开支，她在地 处偏远的奉贤区租了一室一厅，每月房租2000多。添置了日常用品后，积蓄所剩无几。“每天早上要倒三 班地铁，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市中心。”
不久，对她心心念念的外公外婆来上海看她。“怀着一种诡异的心态”，她请两位老人去品尝正宗的潮州 菜。她已记不清那顿华而不实的大餐消费了600还是800元，只记得当时，她一面偷偷用手机借贷、支付 账单，一面五味杂陈地看向二老，“他们并不觉得这顿饭比东北大米来得实在，我却不断用金钱向他们证明 自己 ”
2019年年底回家过年，小颖发现来上海打拼半年，她却连超过400元的车票都不敢买。“最后买车票还是 用信用卡支付，坐了两宿一夜。”她在电话里幽幽喟叹，“整容贷，佳丽贷——别人负债至少还享受过，可 我从来没真正享用过，不断地以贷还贷，赚来的钱90%都用来还债，这才是真正冤的地方。”说到这里，她 想起另一位负债者公开发表的心声：花钱是孤独的，还钱也是孤独的，有一种深深的空虚感。
用消费体验一把“正常生活”
“这句话就是我说的。”左一告诉我。这个26岁的负债者在电话那边传出的声音透着几分压抑。去年疫情进 入后半场，他从北京回到家乡——一个毗邻江西宜春的县级市，然后“社会性死亡”到如今。
“我一直都很孤独，我的家人基本上也不与别人交流，我们都是孤独的。”他坚称自己是一个“无产者”：我 们一家都是农村底层。我从小和弟弟看着父母一大早出摊贩卖水果，我从小学到初中都要帮助他们出活。 过去，他们摆摊月收入还能赚到3000块，但年纪越大，生意也越来越差。主流世界里，在那些过着“正常 生活”的人眼里，我父母根本无人在乎，也没人会把他们当“正常人”。他们也认命了，我们没法交流，他们 也无法理解我。
我问他，“正常生活”具体指什么？“起码有尊严。”他回答。早期，他对“成功”的定义是普世价值里“有钱有 闲”，受人欢迎与追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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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8日，北京的年轻消费者在奢侈品店外等待进场时观看手机。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3年，左一考入北京一所211之列的理工科大学。“学校在昌平，与想像中的大城市不一样。”入学不到 一年，他便对大学校园的好奇心消失殆尽，“有些人生活得很好。但在小卖部、食堂打工的人则薪水微薄。 人在这一体制下，活得更加死板僵硬。”
大二时，左一因为学分未达到要求，不能升级。“留级更使人孤僻。”他想起逃课时，他与同一寝室的室友 “躺宅”的情景，彼此没有交流， 寝室里死气沉沉。另一件事加重了他的挫败感：“高中时期的一个女同学考入天津读大学。我们恢复联系后，知道她还没有男朋友，我就上天津去找她。那天，我们一起去逛了景 区，晚上一起吃了饭。结果第二天早上，她对我说，你回去吧，你不走我走。她就这么拒绝了我，我不怪 她，我只觉得我追求的东西永远都得不到，或者说我就不配得到。”
2016年暑假刚过，左一瞒着家人退了学。“我把行李打包回家，向他们坦白我没读书后，他们痛骂我，朝 我叫喊，我戴上耳机，终日沉默，谁劝都不理。”上次离家时，不知他退学的父母曾将下一学期的学费交给 了他。在家困了一个月后，他揣着这笔钱跑去重庆，又漂到成都。2017年过完年后，他在网上看到北京西 直门一家民宿在招工，在那里干了七天，又去一工业园区当保安。再后来，他辗转到南昌，暂住亲戚家， “待了一个月，尝试做保险。”由于不喜欢“被底层骗去做推销”，他返回了北京——“我在豆瓣看到首都机场 附近，有一家私人开的小宾馆招前台人员。我找到老板，谈好包吃包住、月收入3000元，生活暂时安顿了 下来。”这时，他停顿了片刻：在那儿，我真正走入了以贷还贷。
因为经常上夜班，左一白天不是睡觉就是上网。“互联网是打开自己眼界的地方。”如果说对过往还有几分 留念的话，那就是上大学时，他有过对精神生活的向往。那时他喜欢看文艺片，喜欢上网搜索“宣扬个人自 由主义价值观的文章”，还曾坐上两个小时的地铁，只为参加“单向街”举办的活动。
不知何时起，他打开的“界面”换作了网红直播。“比如他们推荐北京SKP顶层的‘游园惊梦’，说那里的淮扬 菜非常有名，我就会记下来。虽然那里的店员只把我当成一个普通消费者，我却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感觉
——特别好！”接着，他光顾起名牌服装店与潮鞋店，“标价一千多元的衣服，换作过去，我想都不敢想。” 回味售货员热情接待他的场景，他想起自己刚来宾馆打工时，被人带到城中村的商店，花20块钱添置的衣 裤。他感慨道，只有从打工者变为奢侈品消费者的那几个小时里，“才算过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从 此，他与他人在网上建立起了“谈资”，“他们发布的消息，我都知道。我们总算有了交流，能够融进一个圈 里了。”
“我很早就在使用花呗（蚂蚁金服推出的一款可于支付宝消费时使用的消费信贷产品，和信用卡的功能类似）。 在办理那张美容卡之前，我从来都是克制消费，一个月借出的钱连一千块都不到,不逾期不分期，省到不愿 多付一分钱利息。”电话中，左一说起2018年，在顺义一家美容院门口，有人向他推销按摩服务，“体验一 次，只要30元。”在按摩床上，“我穿着一条短裤，女生为我按摩肩颈腰背。”他强调，虽然与异性平时接 触很少，但那不是他与异性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而是第一次获得异性带来的满足”。对方边按摩边问 他，办张卡嘛，1280元可以做十次。待他离店时，他刷了一千多元办了一张美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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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3日，蚂蚁金服刚推出了一款综合理财App，旨在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一站式金融超市。摄：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十次服务很快就在“满足后，还想再度满足”的循环链中用尽。前前后后，他在美容卡上一共投掷了两万多 元——几乎是他打工攒下的全部。“我想摸她们的手，她们直接拒绝。而每当卡里没钱时，她们又会劝你消 费办卡。久而久之，男人对女人的那点蠢蠢欲动变得厌烦——我对她们的手段感到厌烦。”左一在电话那头 叹了口气，就算花钱还是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到底什么才能让他真正感到满足？我问道。“无压力地在北京生活，能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能够正常地消 费，能与相爱的人精神对等地交流。”他答。
2019年1月，因为工作不够用心，左一被老板辞掉了。“离开时，手里没钱。为了租房，我在花呗上借出两 万元。”那时的他相信，只要找到工作，就一定能还上这笔钱。即使落魄，他还是难舍逛商场、泡美容院、 吃大餐与买名牌。为此，他开通了一系列信用卡，“一切正规银行开的网贷，我都尝试了一遍。”一时间， 他仿佛拥有了“聚宝盆”，他要用它们补偿过去。于是，“一年之内花掉了十多万”，即便如此，“如果自己能 有更多的钱，我会报复得更凶。”他说。
一张银行信用卡逾期一个月后，左一收到催收员打来的电话。对方口气不善地问他，既然没钱还借什么钱？如果再不还钱，就派人来找他。“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欠了多少钱。”左一懊恼道。那时他想到了 家，“想回到有人关心自己的地方。”
2020年5月，房租到期，在北京漂泊已久的左一回到家乡。起初，他抱有幻想：与父母商量还款，向亲戚 朋友求援，先把外债全部还清，再找一个正式工作。“结果，没人帮你。”除了远在云南大理工作的弟弟， 每个月会从微薄工资里转给他一两百元，劝他振作。“花钱是孤独的，还钱也是孤独的。”电话中，他重复 这句话。
“你还会还这笔钱吗？”我打断了他。
“有天能还就还吧……”但是暂时，他选择“无视”现实，将手机设置“免骚扰”，对短信里的关键词做屏蔽。 “还接到过法院传票，我也无视掉了。”过去他眼中的“枷锁”，如今成为保护他的“盔甲”——“谁会来农村找 我？这里连门牌号都不准。”唯一没有被他“无视”掉的，大概只剩下互联网了。每天为了打发无聊，他会在 上面搜索“更无聊”的内容，“现在，它们反而让我感到真实。”
不管在哪里，我都能找到你
3个月前，D先生收到催收电话。电话这头，他反倒告诫对方，负债自有原因，况且欠钱不多，“一共6万， 我就借了两三张信用卡的钱”。如果他们敢曝他的通信录——“只要收集证剧合理，投诉行为合法。轻则开 除催款员，重则使其公司罚款。”自此，他再也没收到过类似电话。“同行催收同行，谁都知道后果。”他 说。
7月，与D先生两次通话，他都选在夜深人静、妻儿安睡后，不是溜到小区外、就是爬到楼顶接电话。从催 收员到负债者，归根结底，他是为了这个家。“3年前，我做起催收员，这是我婚后第一份工作。”与南柯一 样，D先生也来自安徽下辖的一座小城。高中毕业后，他为一家教育机构推销售课，负责招生，按他的话说
——“全国各地到处跑”。直到23岁，他厌倦了这种马不停蹄的生活。“因为结婚需要稳定下来。”他与妻子 在合肥安家买房，他应聘的催收公司就在他家楼下，“走路只要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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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0日，上海一名市民走过城中的一座雕像。摄：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听得出来，最初，他对这份职业心满意足。“在合肥，一个人平均工资大概4000多。做催收员底薪2000多 元，干得好提成也有一万。”他打起比方，如果上午叫人还了五万元，自己下午就不用上班了，“要是业绩 一直好下去，天天都不用上班。”
公司承接银行信用卡催收业务，总部在深圳，全国有好几家分公司。里面的催收员大多在18岁以上，25岁 以下。“这个行业压力大，人员流动性强。公司业务是按季度调配，可能前三个月为交行信用卡催收，后三 个月是为中信催收。”D先生记得刚进公司的7天里，上司对他们一对一地辅导。“以训练话术为主，领导模 仿卡人与三方，看你如何应对。”他解释说，“卡人”就是持卡人，三方就是卡人的“父母、亲戚、朋友”。 “基本上，所有的负债者都联系不到本人，只能联系对方的三方。”
上司教授D先生，他用公司电话只能通知对方还款，不能进行言语威胁。要尤为警惕有些负债者会故意“诱 导”他，让他冒出一些威胁的话，授人以柄，对他进行投诉。“如果意识不对劲，要立刻停止催收。”他总结 那“七日谈”——说是学习催收，不如说是学习反催收。
“公司正不正规不重要，重要的还是催收手段。”那晚天台风响，D先生的讲述却是风清云淡，“只要为了业 绩，什么事都能干。既然不能用公司电话威胁对方还款，那就用私人手机。没人会在公司里教你这些，这
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套路之一。”
“催收是什么？”他说对于负债者来说，那就是一条流水线：如果你的信用卡逾期一个月以内，银行工作人 员会打来电话，客气地请你尽快还款，不要影响征信。等你逾期三个月，催款业务就转向外包。这时，对 方会告诉你，你涉嫌信用卡诈骗，如果不还将会如何如何。再等你逾期半年不还，就会收到律所信息，说 你被诉讼等等，但它有可能是伪造的。等上一年以后，你会收到有人打来的协商电话，要求你只还本金
——那是投资人的钱，必须收回。如果你还是不还，那么银行会来起诉你，去你户口所在地上门催收。“流 水线催收以时间为序，最开始的成本最低，越到往后，成本越来越高。”他说。
游刃于这条“流水线”不到三年，D先生已做到“基层干部”：我们与网贷催收不同，当你申请网贷的那一 刻，网贷平台就获取了你的通话记录。可我们做信用卡催收，这种手法受到明令禁止，得靠自己“摸索”。 反正你接不接电话，还不还借款，我都能联系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只要是在银行注册过的“卡人”，催收员“通过大数据搜索”，把对方名字输入进系统，就会展示出一张辐射 “网”。“科技发达到何种程度？只要知道对方住在哪个小区，通过银行系统搜索，我就能把对方所在小区里 面，办理过卡的其他人找出来。我会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打电话，请问你是否认识某某？他就住在这片小 区。极有可能，这个电话就正好打到了负债者的邻居那里。”D先生对使用这笔“数据”轻车熟路——“你曾 经工作过的任何地方，与你共事过的任何同事，我都能查出来。很简单，你办理信用卡时，需要填写公司 和社保信息。上面有显示每家为你缴纳社保的公司。”
哪怕对方隐藏在农村，他照样能如法炮制，“大部分负债人的身份证号码都能显示来自某某村，某某乡镇。 一个村镇并不大，人口就那么多。把其身份证最后两位去掉，进行随机搜索，马上就会出现一批人与他是 同一地方。你再缩小搜索面积——锁定这片地方上，与他同一姓氏的人，他们很可能是他的亲戚。”
进而，他拿捏到“压死骆驼的最后那一根草”——“你还可以联系到对方所在当地村委与派出所。比如我们以 银行工作人员的名义打过去，自称因为一笔业务要联系此人，问派出所能不能给对方打电话。可能80%的 人会说这事不在他们的受理范围，但总有一些乡镇机构里的人会在无事可干的情况下表示同意配合。你要 知道，负债者一般在接到银行与律所电话时，是不会心慌的。但当他接到当地派出所的电话，心理肯定会 崩溃。催收电话都打到老家来了，这就不是简单的口头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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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2日，杭州市一间信用卡公司的总部大楼。摄：Long Wei/VCG via Getty Images
负债者的QQ空间、抖音号都是D先生挖掘的领地，“只要发现有人在上面给你留言，估计认识你，我就能 加其好友，告诉他你欠了我们的钱。”体现他工作效率的一部分，即围绕一个负债者，联系到其身边30至 50个关系人，“越是有稳定工作、稳定收入的卡人，越容易催回欠债。要利用这个网，给对方施加压力。” 这时，互联网与人际关系网已被他混为一体。
妻子问过他，是否觉得这里面有些人挺可怜？他面对负债者，自觉与医生面对病患无异。在他看来，只不 过很多“病患”是咎由自取，尤其是“那些因赌博负债累累，输得家破人亡的人。”
只有一个案例是例外。“那个催收对象是个女人。我们通话4小时，实属罕见。我是通过她办理信用卡留下 的QQ号找到了她，她在电话那边哭泣，说丈夫因为负债与她离婚，她还带着两个孩子。欠银行的钱还是次 要的，她还背负了高利贷。为了躲债，他们搬到谁也不认识的地方，可她已连孩子的生活费都拿不出来 了。她求我报警，她要带着孩子自杀。你想想，她能与不认识的催收员哭诉这么久，除了劝她，你根本就 没法提还钱的事。”越说下去，D先生越感到生活说不清楚，就像“自己沦为负债者，也不能怨天尤人。”
2019年，D先生彻底不想干了，直接原因是同事出事了。“那人比我大两岁，当初还是他引我入行。他用 了所有催收员都会用的方式，给在异地的一男生发去催收短信——内容大概是你如果再不还钱，我就通知 你家人。没有想到这名卡人跑去跳楼自杀。警方随即在死者手机里查到这通短信，连夜赶到合肥抓走了这 个同事。事发后，公司开会拿这件事当作催收的典型雷区进行分析。据主管说，那个自杀的男生来自甘肃 农村，家庭条件不好。虽然只欠了一万多块钱，可他还是害怕家庭及个人负担不起。”D先生从这件事中看 到了危机，“我有妻儿老小，不能为一份工作冒这么大的风险。”其后，他毅然告别了催收。
辞职不久便赶上了疫情爆发。“爆发一个月前，我的孩子出生。爆发前两天，我们用全款买了一台新车。”
他与妻子原本对家有盈余自信满满，突如其来的逆转让他们猝不及防，只能困顿在家，坐吃山空。“疫情在 合肥持续了半年，才算恢复正常。妻子孩子都需要我照顾，我也不敢离开他们去外地找活。”无奈之下，他 动用了信用卡里的额度，这就是他欠债的起因。“但我没走上以贷还贷。”他强调道，“网贷的每笔利息怎么 算，我都懂。我不考虑网贷。”最后，他跟妻子挑明了他的外债，他自责没能让他们过上宽裕的生活。如 今，他在找一些跨省包车等赚钱活路，“大不了卖了这部车，总能还上这笔钱。再说我不是自己乱花钱欠 债，我是为了家庭。”辛苦之余，他跟自己说。
南柯在知乎上发表第一篇日记后，D先生连夜读完，“深有感触”。尔后，他私信了南柯，此时的他已被信 用卡上的逾期账务，家庭开支压得难受。交流完后，南柯引他入群。
“我一进群就坦白我做过催收，现在也是负债者。你们要是对信用卡方面有什么不懂，可以问我。”D先生 说这样做一半是为了寻求安慰，一半也是为了帮助他人。群里有人因为以贷还贷，欠债四五十万。还有人 苦于心理折磨，半夜突然宣称自己不想再活下去。跨入催收行业前，他就认定这是一个没有感情的行业。 亲历了“双重人生”，他依然认为对他催收过的大部分负债者“没有必要浪费感情”。但有时，他会在负债者 群里为他人鼓劲，“我教你们不是让你们当老赖，只想让催收尽量少影响你们的生活。”
上岸
“即将逾期还没逾期时，你会感到随时会死但又没死。而当你真正逾期，暴力催收等等也都经历了，你反而 有一种已经死掉的解脱感。这时候，有人——特别是那些年纪已大、对后半生无望的中老年人会想彻底解 脱。还有些人则是在短暂的解脱后，更渴望爬起来，重新恢复正常状态。”南柯在电话中为自己、也为那些 与他同样渴望重生的负债者们剖白，“求生的本能会让我们选择强制上岸。”这其中，就有小颖。
2019年年底，小颖收到一个催收电话，催收员道出她妈妈的名字。对方告诉她，她妈妈用信用卡借钱，逾 期不还，后果严重。挂断电话后，小颖没有给妈妈打电话，而是陷入沉思。就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她还 在老家，妈妈也接到了催收员的电话。小颖小心翼翼守护的秘密终在那刻戳穿——当时，她已连300块都 还不上。急火攻心之下，她冒险去借了“714”高炮——贷款周期为7天或14天，是一种超高息的短期借款。“高炮”指高额的“砍头息”和“逾期费用”。2019年，央视3.15晚会曾曝光——有用户借“高炮”后，3个月里，借款由最早的7000多元滚到50万元。
“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打打电话而已，我们会让你过个好年，让你的亲朋好友也过个好年。”——掉进这个 坑后，等待小颖的就是恶性催收。刺耳响起的手机铃声是对人精神上的摧残。她不再接听电话，见状，催 收员转而打到了妈妈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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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0日，北京一名市民在空中泼水，水立即变成冰。摄：VCG/VCG via Getty Images
当晚，小颖回家哭着向妈妈坦白了实情。妈妈没有责怪她，“妈妈总说，年轻时吃亏上当不是大事，总比老 了吃亏上当要强。”妈妈交给她两三万元，让她暂堵窟窿。“妈妈年纪已大，身体不好，她早就很难找到工 作了。”她想到母亲年轻时为了自己与这个家，干过财务，做过销售，去到外地起早贪黑、扛着大包小包的 身影。那时，她还不知道为了帮自己还债，妈妈用信用卡借出那笔钱，又以信用卡倒卡的方式，此后不断 地借钱还款。正如她当初不想让亲人为自己担忧一样，妈妈也向她隐瞒了自己的债务。
一天晚上，妈妈发来微信：女儿，我最近资金的确有困难，你能不能先借妈妈一点钱，我过些日子还你？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妈妈是绝不会跟我提出这个要求。”可这通微信让她苦恼。来到上海后，为了早日结 束以贷还贷，除了白天工作，小颖还要通宵达旦为人代写论文——那是她的兼职。“连续几个月，我每天睡 觉仅两小时。”得知妈妈欠债前，她的当月债务已能与收入恰好持平，“有时还能存下几百块。”可那一晚， 她头一回见到妈妈像个惊慌失措的小女生，在她眼前崩溃大哭，她只能打破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那分平 衡，再度开始了借贷，还贷。等到年底回家时，她见到同被深深套进这个恶性循环体系里的妈妈已不复往 日的坚强——“老了”。
“打小，我和妈妈就拥有一本对话簿，我们把自己想向对方倾诉的小秘密都写在里面。”去年10月，妈妈还 有外公外婆再度到上海看她，那时妈妈精神状态大为改观。她偷偷问妈妈，是不是欠债有法得到缓解？“妈 妈告诉我，重要是调整好自己，不要再以贷还贷。”送走了家人后，小颖思前想后一个月，终于鼓足勇气，
面对自己的每笔网贷。“3年里，我已欠下了20多万！”那晚，她回到童年时跟妈妈交流的方式——“微信就 是我们的对话簿。我在上面告诉她，我决定停止所有的以贷还贷，以后踏踏实实还债。我还把自己的还款 计划列得清清楚楚，全部发给了她。”不一会儿，妈妈将自己在还债期间收藏的各种应对催收的技巧，保护 自身利益的法律条文推送了过来。
“我的债务现已全面逾期。”与小颖相会的那天中午，在上海的一家茶餐厅里，周遭的嘈杂盖过了她的声 音。她一边笑嘻嘻地说，一边悄然心细地点餐——尽管那顿饭不由她来买单。她还是常收到各式各样的催 收电话，有些人跟她软磨硬泡，有些人对她简单粗暴，但她已学会如何应对。此外，她不再熬夜为人代写 论文赚钱，而是换作倒卖演唱会的门票。只是，她不接受任何借贷付款。她还向那些用网贷购票的学生宣 传，不要借款消费。另外，“即使再困难，我和妈妈也不向亲戚朋友伸手，因为人情债更难还。”她说为了 还债，妈妈做起了保洁员。“每天能做多少是多少，能赚多少是多少。” 她俩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争取三年，还清所有网贷。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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