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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机制欠缺 中国互联网企业贪腐案数量增加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法院5月15日发布白皮书，披露中国互联网企业贪腐案数量增加。图为行人走过中国互联网巨头百度位于北京海淀的总部，摄于3月16日。（法新社档案照）
台湾开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张执中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互联网行业作为一种新型业态，平台流量的背后是一种隐性的利益，这便给予平台一定的寻租空间。
此外，互联网大厂的基层腐败也较为突出。127起案件中，基层职员贪腐犯罪金额超过5500万元，个案平均犯罪金额达126万元。例如，一名短视频平台基层运营人员就利用职务便利，向主播索要或非法收受钱款300万元，最终被判有期徒刑五年，罚金30万元。
他说，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二）》和《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颁布，民营企业被摆在与国企同等的地位，国家将加大对民企工作人员贪腐犯罪的打击惩治力度。
他说，如果不放权，这个行业所强调的流量和快速运转就要大打折扣，因此企业愿意留有一定模糊地带。“说到底，还是平台竞争激烈，所以才需要给出更多权力，把效益提到最高。”
不过，傅方剑指出，考虑到互联网企业庞大的经济覆盖面，与中国贪官“随便拎出来就是十几亿”相比，前者目前涉及的贪腐金额仍微乎其微。
尽管如此，中国互联网企业近年来仍加强反腐力度，目前大部分互联网大厂都设立了专门的反腐职能机构，定期发布反腐报告。
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王钧律师受访时指出，中国过往的贪腐犯罪治理主要围绕国家公职人员展开，对民营经济的贪腐治理重视得不够。
根据白皮书，2020年到2024年，海淀法院审理的互联网企业员工贪腐犯罪案件达127起；案件数量在2021年达到高峰后，近三年又呈回涨态势。其中，互联网大厂员工案件占比超七成，犯罪金额达1亿8400万元（人民币，下同，3300万新元）。
中国互联网企业加强内部监督
中国官方针对互联网行业的反腐行动这些年来持续推进，官方数据显示，相关贪腐案件近年增加，且呈现人员年轻化、“小官巨贪”等特点。
他说，就像政府的审批权一样，平台也拥有审批、升级、禁言账号的权力，这种“平台软权力”正是互联网企业滋生内部贪腐的实际原因之一。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剑也认为，新的业态和业务方式出现，就会产生新形式的腐败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做好制度上的防范，就会被有心人用来犯罪。
对此，报告分析，贪腐行为并不受职级的限制，大型互联网企业因其积累的行业地位、竞争优势，不少基层岗位权力大、“油水”多，低职级人员一旦掌握一定的权力或资源，同样有可能滋生更大的贪腐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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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说，司法部门要加强与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协调，完善行刑衔接，形成反贪腐治理的合力。
傅方剑认为，相较于传统企业，互联网大厂更有机会将反腐工作做好。“所有交易都有留下印记，大厂作为高科技公司，更应该用好技术手段做好防范”。
他说：“这是人性使然。权力寻租在中国、在西方都一样，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会被一部分人用来谋取个人私利。”
另外，互联网企业扁平化、放权的管理模式，也给内部员工提供一条利用职权牟利的管道。不过，张执中指出，这并非互联网企业刻意为之。
去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也明确提出加强企业廉洁风险防控，“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
从人员身份来看，被告人整体年轻化，绝大多数为中青年，超九成介于18岁至45岁，平均年龄仅36岁。
官方数据显示，海淀区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GDP）破万亿元，其中互联网企业贡献超过四成，但互联网企业贪腐金额在GDP中的占比不到0.01%。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5月15日发布白皮书，通报海淀区过去五年审理的互联网企业贪腐案件概况，并分析这类犯罪背后的成因。
不过，王钧指出，法律的出台只是第一步，在立法层面还必须进一步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在证据收集、立案标准、定罪量刑的尺度等方面也应予以细化和规范；针对案件办理的难点、争议焦点等，也应及时出台指导意见。
例如，腾讯反舞弊调查部去年查处触犯“腾讯高压线”案件上百起，逾百人被解雇，20多人被移送警方处理；字节跳动去年共辞退违规员工353人，移交司法部门39人；网易游戏多名市场部高管去年11月被查，据报调查金额或达上亿元。
海淀区汇集百度、字节跳动、快手、滴滴等互联网企业，该区的贪腐案情况一定程度上可反映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反腐现状。另外，在互联网企业集中的一线城市中，北京也是迄今唯一发布这类反腐报告的地区。
受访学者指出，中国对于企业贪腐，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治理机制，加上“流量为王”的时代给予互联网平台巨大的“平台软权力”，形成腐败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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