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巾帼不让须眉，谨向华南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三位女教授以实名直陈国是、剖析时弊的卓绝勇气致敬。作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执教前辈，曾为某国家领导人(蠢苞)博士论文之导师，我深感于心有愧。忆及当年指导论文，也怀疑其著述或非亲力亲为，但学术总被权力干扰，我亦徒唤奈何，此等不诚信之风早已从学术蔓延至政治，侵蚀国家治理之根基，背离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
秉持学者良知，以及近年来的痛切反思，我郑重成文，坦陈己见，其与诸位同仁共倡正义，谋国家民族复兴之正道。
近20年来，针对中国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其实颇为广泛，包括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中国研究其实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乃至经济管理等不同学科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但是，西方对中国的研究远远不如中国针对西方的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这样的大学科背景下，美国研究，英国研究，德国研究和日本研究都已成为重要的研究分支，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等有针对性的资质项目。而中国国内包括社科院、北大、清华、复旦和南开等均有规模不等的研究机构和团队。
这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研究属于人文社科的主流研究领域，而西方发达国家除了日本和韩国，其他国家真正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体制机制运行的团队和学者都不多，属于极小众的研究领域。这一方面是中文的学习和理解难度，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国内的信息审查和监管制度。相比中国学者需要翻墙才能检索到一些信息，而涉及中国国内互联网的所谓敏感信息和重要新闻事件，西方学术界几乎都是两眼一抹黑，只能通过西方高校自身的所谓中国研究中心获取一些经过反复审查后被中国政府有意抛出的有价值信息。研究战略和信息的高度不对称，从而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人文社科研究学者基本都是美国通英国通和德国通。而西方学术界真正了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非华裔学者则寥寥无几，从而导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对于中国的了解几乎都是片面甚至扭曲的，这表面上是西方诸国基于自身优越感的一叶障目，或者其实无法获取有效情报，导致整个西方阵营在这场超限战中处于绝对劣势。西方主流势力到现在都无法正确评估和理解2020年美国大选中中共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也无法理解中共对西方各国渗透的力度和深度。但是这些常识性内容，对于中国大部分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体制内的学者而言，基本都了解一些。我的学生在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在和一些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从事印刷的小老板那里，就提前知道了拜登必然会通过邮寄选票方式实现所谓胜选的推测。
1991年，苏联解体本质上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离建立真正的乌托邦还存在着很远距离。独裁专制政府主导下的计划经济必然陷入官员贪腐和集体无效率的深渊。二战结束以来，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前苏共是最令人尊敬的政党之一。他们单方面宣布进行民主化改革，结束了冷战，将第三次世界大战无限期延后，这种自我革命的勇气和担当值得全世界人民感激。
而美国民主党可能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令人失望的党派之一，他们在各类极左思潮影响下渐渐丧失了捍卫美国利益和推进全球民主化进程的初心。部分当选民主党领袖与国内外各种势力进行勾兑和利益交易，为了赢得美国大选，甚至背弃了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并且冷眼看着世界重新陷入混沌与黑暗。
即使特朗普总统以压倒性胜利当选，民主党依然在加州和纽约等州煽动着各种反政府的信息和言论，加剧美国内部的割裂，美国民主党的领袖们，有意无意的与国内外左翼和共产主义势力秘密勾兑和妥协，在分裂美国的路上越走越远。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坚定地拒绝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对话，并且坚持将俄罗斯作为敌对国家。
但俄罗斯无论是基于宗教、文化、价值观和地缘政治角度都属于标准的西方国家。苏联解体之后，所谓的共产国际似乎消失了，但真的消失了吗？2020年美国大选，那些极左势力是如何突然出现在美国街头？又是谁在背后操纵这些全球的极左力量？又有多少美国政坛大佬们或他们的家属，曾经接受过来历不明的利益输送呢？潜藏在美国政坛的那些所谓大鳄，他们究竟是谁的代言人？这些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本上都属于常识性知识，中国国内经常调侃奥巴马为奥深海同志，来自中国大陆著名谍战剧《潜伏》深海代表最高级别的卧底，而拜登则直接被中国国内知识分子戏称为拜书记，即中共北美支部的第一书记。有时候国内党小组开生活会，大家会开玩笑说，去北美找拜登书记学习先进经验。而这些常识性的内容，对于大量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学者而言，基本都是公开的秘密。美国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内中，中共开始在全球推广一带一路战略，可能是一个巧合，但是西方世界真正理解什么是一带一路战略吗？正如中共当权者说的，一带一路既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但是其输出的却是极端的专制贪腐和权力主义，以及极致的享乐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这就如一副温和的慢性毒药，慢慢腐蚀着全球的传统价值观和文化，同时由于附带了大量虚假的投资和消费信息在全球扩散，极大破坏了自由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信息透明和真实性。
西方经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尽管也是千疮百孔，但是自由市场经济高度依赖信息的透明和真实性是核心支架之一，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和日本等市场经济主导的国家对于商业信息造假进行严厉惩罚的重要原因。信息不对称或者大量虚假信息的涌入，最终导致商品价格扭曲，乃至出现极端的柠檬市场现象。这意味着市场调节可能彻底失灵，从而极大损害区域和全球经济。
中共部分体制内官员也期望重现盛唐时期的万邦来朝，八方来仪，所谓的盛世中华，但是真正让其他国家认可甚至追随的是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更是先进的政治制度。中国汉唐时期，世界很多国家还处于奴隶甚至原始部落时期，封建制显然具有着显著的制度优势。
在大明朝错失了进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绝佳窗口期之后，努尔哈赤和他的族人携带奴隶时代的残余和余味敲开山海关，入主中原，封建掺和着奴隶制残余的混合制，让中华大地彻底被文明世界进程甩到了身后，也彻底固化了2000年来中国精英阶层对于所谓皇帝的病态追求和梦想，对于权力的追求已经深深烙印到中国普通百姓的基因里。这是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之后，经历了500多年自由民主思想洗礼的西方学者无法理解的根本。这也导致西方社会所谓政治精英普遍无法理解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和底层逻辑，以及由此衍生的政治生态。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因为无论是二战时期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权，还是1949年通过内战打败国民党取得政权的中共，都是辛亥革命的衍生物。
所以，中共的大陆政权也依然尊孙中山先生为国父，而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女士在大陆也一直享受正国级待遇，实际工资加津贴甚至高于同时期的毛泽东。宋庆龄也是少数几位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的国内政治家。
蒋介石父子统治下的台湾人民基本是幸福的，无论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还是蒋经国先生都受到了西方宗教、政治和教育体系的深刻影响，最终促使台湾实现了从军政、训政向宪政的转变。
我在大陆也认识一些在台湾混得不甚如意的学者，基本上都是说台湾高校在选人聘人方面的裙带内幕，但大陆学术界又何尝不是，其实更加变本加厉。少数台湾学者在大陆能找到一份看起来体面的教职，本质上是由于大陆高等教育体量庞大，很多普通本科要升格重点大学，一些民办和大专院校还想升级为本科院校，而国际化的一些考核指标可以吸纳一些境外学者。
相比台湾最终实现了宪政，大陆人民则是悲催而仓皇的。
1977年恢复高考和拨乱反正，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等具有改革精神的领导同志带领下，经历了相对安稳且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30年。邓小平当年留学法国长达5年之久，对于工业革命和西方民主政治具有深入的切身体验和自身独特的感知，是新中国曾经睁眼看世界的重要政治人物之一。
南宋诗人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写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邓小平作为老一辈喝过洋墨水的人，是法国第三共和国的亲历者，对于资本主义和议会共和制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在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世界大国取得了胜利，并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吸引了大量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关注，很快被部分知识分子群体认为是解决旧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
熟悉马克思，恩格斯传记和全球共产主义发展史的都知道，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本质上来源于一篇田野调查报告，但是这篇调查却是一份样本不够完整，代表性不够显著，统计周期偏短的报告，导致出现了统计学上经典的幸存者偏差问题。马克思在工业革命初期调查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务工后，发现部分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极为恶劣，身体健康状况堪忧，而那些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却过着优渥甚至奢靡的生活。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分割的显著不平等，资本家对于所谓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索取，会进一步恶化工人生产生活条件，进而提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且阶级斗争不可避免，暴力革命是解决冲突的必然之路等著名论断，全世界无产者应该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最终建立按需分配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体系另外一个强大之处在于提出了人类政治制度演进的路径，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的逻辑自洽。但是，这套看起来逻辑自洽的政治制度理论，恰恰来源于存在重大统计偏差的田野调查。
首先，马克思只看到了资产所有者、资本家即企业主们拿走了大部分经营利润，却没有观察到更多企业家把这部分利润投入到扩大再生产和改善工人工作和生活条件。工业革命早期，出于旧制度依然发挥影响，新制度和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状态。即使是这样的状况，恩格斯在经过更为详尽的田野调查和访谈后得出的结论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人均收入出现了显著增长。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条件和效率的提升，工人获得了更多成长机会以及更为健康的身体状况。很多工人在经过工厂的技能培训之后，开始创办属于自己的小作坊和合作社，甚至逐步成为新的中小企业主，从而进一步推动工业革命和社会发展。
恩格斯曾多次邀请马克思到英国和德国的工业区再次进行田野调查，可以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洞察。这些内容可以在两人频繁的通信中找到。
从熊彼得的创新经济学角度看，企业家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资产之一，是凌驾于传统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之上的宝贵财富，尽管其本身也经常被归入企业的无形资产中。
关于经营收益分配，具有现代基本金融知识的人都知道，投资收益是与风险高度相关的。创业者、企业家承担了巨大的投资风险，自然就应该享受更大的经营收益。否则，创业活动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不符合基本的人性假定前提，就不会有人愿意去创新创业，混吃等死就是个人的最优决策。中国改革开放前实施多年的大锅饭制度就是很好的反面实例，不顾个人素质差异和贡献大小，采取所谓的平均主义分配，必然会导致消极怠工和出工不出力以及集体坐吃山空的现象，且不会出现任何形式的创新创业。
我们可以大胆假定，如果马克思接受恩格斯的建议，对当时英国的几个工业区多次开展深入调研，可能会部分纠正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论断。具备基本现代企业制度和基础金融知识的人都知道，企业是创新的载体，创业者、管理人员和普通雇员只是分工不同，从价值创造角度看，都是合作者。如果说所谓资产阶级攫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在工业革命初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有根基的话，在当前数字和智能化时代，当大量智能绿色的灯塔工厂出现之后，普通公众本质上成了社会整体福利的受益者，即使那些哪怕没有上过一天班，整天窝在家里的年轻人，也是当前科技革命和技术创新的既得利益者。这一点在西方部分社会福利优厚的发达经济体尤为显著。在摒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后，现代社会遵循的底层商业逻辑非常简单，即信用、诚信加人性的光明面。这里之所以特别加注人性的光明面，是为了避免陷入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争论。人性既有光明面，也存在着黑暗面，符合朴素的辩证思维。但是政治制度的好坏却决定了是抑制人性光明面还是鼓励黑暗面，这其实是衡量一个国家制度好坏的唯一标准。其他所谓标准本质上都是花言巧语式的狡辩。
当前所有的宗教都认为人存在着三种属性，神性、人性和魔性。这就是佛教上那句知名谶语所言，“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国家存在的最底层逻辑是鼓励民众向善，制约权力膨胀和贪腐，在此基础上是对底层百姓和弱势群体的保护，这也是最基本的人性。现代商业社会信用体系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基本信任关系的前提，也是文明能够持续发展的前提。如果人与人基本的信任都无法建立，导致人人为劲敌、他人即地狱成为常态，还缺乏必要的信息透明和舆论监督机制，这个社会人性的整体败坏就会成为必然，进而导致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全面崩塌。
一个缺乏人与人之间基本信任的社会，其治理成本也会变得极为高昂，政府根本无力承担。如果一个政府对于民意控制完全靠国家暴力及其镇压，必然会导致更深层次的腐朽和崩溃。一方面，暴力机构本身不创造价值，另一方面，暴力机构在缺乏民主和权力监督的社会，其本身就会自然演变为最大的贪腐和权力滥用机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在无神论加持下，在现代中国彻底演变为唯物质主义。进入21世纪之后，进而演变为拜金教，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甚至可以泯灭人性和牺牲一切。这也侧面证明了在一个缺乏向善信仰的国度，权力和金钱自然成了度量人生价值和成就的仅存指标。而在中共治下，当官和发财高度统一，从而导致全民对于权力的顶礼膜拜。而在获得权力之后的专权贪腐和追求更高权力就成为必然现象。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高压反腐态势下中共官场几几乎每天都在抓人，但显然不能实现信息公共透明，放政于民和放权于民，只能是越抓越贪，越抓越多，这是政治制度本身的弊病。
长期的高压反腐带来另一个副作用就是官员提拔基本只认关系和利益，很多关系本质上就是基于血缘的关系。而之所以秘书帮横扫中共官场，因为秘书和官员的关系基本等同于父子，甚至好过一般的父子关系。很多秘书出身就可能是该官员的远房亲属，或者干脆变成了官员的女婿，或者类似的群带关系。
因此，在信息高度不透明和专制体制下，目前中共高级官员副厅级以上晋升基本靠出生血缘和站队。民间传言关于官员晋升的明码标价对于大部分局外人而言，就算出10倍价格也没有希望。卖官鬻爵本身就属于小圈子游戏，普通百姓和局外人连看热闹的资格都没有。那些所谓明码标价，只针对那些有资格出价的候选人及其背后的势力，所以直至今天，中共官场晋升最好的通道依然是给高级官员当秘书甚至当司机，这是目前这个政治体制所决定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官场流行一句谚语，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2024年初，福建省官场闹出世纪丑闻，近百名处级以上官员集体开赤裸派对，其中不乏省部级高官。这就是所谓自己人之间要赤诚相待的真实写照，该丑闻以内参形式报给中央之后，最后也就以反腐名义处理了一位副省级官员而不了了之。
因为信息高度不透明，甚至扭曲，针对互联网舆情也只是采取高压维稳和镇压态势，这就导致政府公信力在过去10年几乎损失殆尽，塔西陀陷阱进一步导致民众和政府之间、民众和民众之间的不信任越演越烈，最终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内耗崩溃的边缘，这也是近年部分普通人疯狂报复社会，向社会普通民众发泄不满现象频发的根本原因之一。
此外，中共政权下的人口失踪和拐卖已经逐渐从以妇女儿童为主，开始蔓延到所有青壮人群，而对于青壮人群的失踪中，中共体制下的公安系统基本不可能立案，因为一旦立案，就面临着破案率的年度考核问题，直接影响到这些机构的年终效绩。这也可以看出，体制本身所衍生出的极端或精致利己主义是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而恰恰没有人会真正去关心每一位普通民众，尤其是底层百姓的死活。
目前，中共体制下的人口失踪拐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人口贩卖和地下器官交易的重要一环。这是一种新型的反人类罪行，性质比普通的杀人抢劫更为恶劣，但是目前中共刑法依然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响应和有针对性的修订，即使一些关联犯罪团伙被抓获，量刑也基本以拐卖人口处置，情节严重，关上10年左右也可以放出来继续祸害社会。
在大量青壮年人口失踪问题上，普通百姓对公安机关的不满已经达到极限。作为公安部党委书记和部长的王小红可能也觉得很冤，毕竟全国人大作为立法没有吭声，最高检和最高法也没有提出针对性的司法动议，作为执法机构之一的公安本身警力也有限，而且公安的重点任务还是维稳。
但是王小红同志有没有想过，你也是有孙辈的人，你难道不希望后辈们能够轻松惬意安全的上学，而不是一到放学，幼儿园甚至中学门口都围满了来接送孩子的白发老人。作为全中国最有权势的国家领导人之一，王小红哪怕只是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强调一下关于人口失踪问题的严重性，即使不能动员全国公安系统，至少会有几个省的公安厅局会行动起来。实际上，追查失踪人口，尤其是追寻那些短期内被绑架和贩运的成年人，并不存在技术壁垒问题。只需要在高速公路、货运码头、港口和国道等主要节点增加人体生命体征形态和生物特征扫描设备即可，这笔投入根本不大，在ai技术加持下，其精度和效率完全可以得到保障。对于王小红部长等公安系统高级干部委员，只许口头表达意愿，就有可能挽救无数普通百姓的生命。通过公安执法推动司法甚至立法，这是多大功德的事情，名垂青史都不过分，但是，中共统治下，那些公安和国务安系统身处高位者，有几人心里真正有百姓的位置呢？
目前呢，中共关于互联网和新闻媒体的管控也基本成了国际笑话。全世界目前存在所谓防火墙的国家只有两个，北朝鲜和中国大陆。北朝鲜是直接进行物理隔离，而中国大陆居然是采取所谓的防火墙技术进行针对性的过滤和隔离，其实也是掩耳盗铃。为了掩盖中共某些高级别官员脆弱的内心，这导致部分地区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之一是给境外人员铺设vpn，可以直接访问外网，而对于大陆绝大部分在校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精英阶层而言，翻墙也不过是日常上网多了一个手续而言。因此啊，中共当局解除当前所谓的互联网隔离，估计在大陆连个像样的新闻水花都不会有。因为能翻墙的人根本不在乎，而从不翻墙的普罗大众更不在乎，因为根本没有多少青年人关心所谓的政治。目前大陆的大学生群体，能准确说出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名字的，估计连万分之一都没有，更别提已经退休的老常委。说的不好听，中共高级领导人，尤其是国家级领导人有点儿自作多情，99.999%的青年人，可能连你们的名字都不知道，估计更没有兴趣知道你们过往的逸闻趣事。但是啊，有那么几位身处高位的同志心胸不够开阔，依然还担心普通百姓去谷歌上扒拉他们那点儿所谓的红尘往事。这笔钱呢，如果投入到改善民生，会产生多大的社会福利？中共统治下的维稳经费，基本就是社会内部互不信任导致的内耗成本，人民不信任政府，政府更不信任人民。于是，巨额维稳经费就出现了，但除了浪费宝贵的公共财政，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增益，反而极大增加了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和负债规模，既可笑又可悲。
在实现所有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和政府财政预算和支出信息透明之后，放开互联网管制和新闻媒体管制，可以分阶段实现新闻和言论自由。目前各个地级市甚至省级新闻媒体和电视台，大部分都处于亏损和负债状况，新闻媒体和地方电台私有化改制以后，在新闻自由和信息公开透明政策加持下，尤其是地方县区市等选举的普及，极有可能盘活这一部分区域资产，从而创造新的就业和税收。
新一轮的国企改制与金融市场激发内生活力。过去10年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造成的国进民退现象严重打击了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严重束缚了普通民众创新创业的积极性，这是中共极左路线在经济领域造成的重大破坏之一。
因此，需要进行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既适合市场机制发挥领域的产业和领域，国企及其下属分子公司逐步采取股份制改造和改革，或者出售给同行业的民营企业，取消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追责的扩大化。
国有资产入股民营企业之后，只享有普通权益，不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民营企业的人事、财务和营销等经营决策权。进一步放松国内市场对于外资进入的限制条款，进一步加大外资独资或控股的行业范围，尤其是在金融、能源、通信和公共服务等传统垄断市场。国内金融市场的监管和市场准入准则尊重国际通行惯例，保持与国际规范接轨，准许外资独资或控股企业进入中国的股票市场，进一步督促上市企业建立诚信的信息披露机制，建立小股东权益保护机制，支持小股东联合发起对失信上市公司的群诉行为等等。
政治制度的改革本质在于真正落实普选制度。在各省和地级市建立普选制度，可以部分模仿赢者通吃的最终计票准则。中国大陆目前包含31个省级行政区，含4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可以适度参考美国的选票计算方法，假如大陆地区31个省级行政区含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总票数为2001张，具体每个省级行政区的票数可以参考gdp和人口进行综合衡量，人口权重占比不低于80%。
例如广东省2024年gdp占全国比重为10.5%，人口占比为9.1%，分配选举人票数为2001×0.091×0.8+2001×0.105×0.2=188票，以此类推，山东为144票，江苏137票，河南129票，四川110票和浙江96票等等。
鉴于港澳台地区的特殊性，台湾地区直接赋予190票，如果台湾同意和平统一的话，香港50票，澳门5票。这三个特别行政区合计245票，与大陆两千零一票，汇总后共计2246票。每四五年举行一次总统大选，获得1124票以上选票的政党获胜，从而可以执政4~5年。
当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三军最高统帅，总统任期不能超过两届，总统在任期内出现重大决策失误或者重大贪腐等刑事罪行，全国政协可以发起罢免提议，并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人大通过罢免议案之后，即刻解除总统任职，由副总统履行临时总统职责，并准备新一轮的总统选举。
执政党执政期间，可以任命内阁各部部长，但是副部长及以下官员不得由主要党派人员担任。非党派人员在政府公务员的比例不得低于80%，进一步激发权力制衡机制，也就真正实现了国家与政党的分离，彻底强化了国家主体意识。而政党也只是服务于国家发展的附属机构，彻底摆脱凌驾国家宪法之上的特殊权力群体，至少是充分压缩这部分权力群体以权谋私的空间，这是实施宪政的基石。
实施宪政的另一个重要支点在于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要真正站起来，发挥宪法赋予的参众两院的作用，切实成为国家立法、人民参政议政的最高权力机关。
全国人大作为立法机构，切实履行为国家宪法建立防护体系的神圣职责，不断完善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系。全国政协充分发挥参政议政职能，赋予重大事项和重大人事任命的建议权和提案权。全国政协包含各省级政协，建立积极有效的智库机构和调研走访专业队伍，坚持实事求是和实地调研的求真务实作风，切实倾听一线普通民众的心声，给政府决策反馈真实可靠的一手资料和信息。
在野党积极发挥监督和呼吁民生的重要职能，积极参与各级政府的基层社区活动，敢于发声，尤其是敢于为基层百姓的生活福祉呐喊发声，为建设诚信、守续和安全的基层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在此基础上积攒政治资本和执政资源，为随时到来的总统大选和执政做好充分准备和战略规划。
关于党派改革与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再次进行历史性的第三次国共合作，联合成立中国共和党，台湾的现任执政党民进党可以组合大陆的其他党派，成立民主进步联合党，也就基本满足了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的通过民主共和实现民主、民权和民生的建国构思。
台湾则建议以联邦制方式并入大中国，保持相对独立，大陆各个省份也采取联邦制的绿色体制，独立开展自己的公共治理和内部民主选举，以台湾现行的宪政体制为基础蓝本，参考新加坡的威权政府体系，构建新中国的新宪法以及政治制度改革的基石。
由于对中共统治下的制度性的贪腐存在，进行政治改革和实施民主选举的同时，容许涉嫌贪腐的官员主动缴纳贪腐款项，并对那些能够主动坦白和缴纳账款和罚金的公职人员，采取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过渡期大赦条款。
借贪腐和受贿金额不超过5000万人民币降级留用。
对于贪腐金额超过5000万，低于1亿人民币的，取消干部级别，降为普通科员或同级公职人员，没有涉及其他刑事罪行，可保留公职，不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贪腐金额大于1亿人民币，若能主动交还贪污款项，且不涉及其他犯罪，也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仅作开除公职处理，并提供其本人及直系家属的基本生活保障，鼓励其自谋职业。
对于在规定期限内没有主动交代和归还贪腐赃款的公职人员不再享受过渡政府的特赦条款，将根据新政府的相关法律从严从重处理，最高可追诉死刑，且没有豁免期限。
新中国和新政府建立后，所有基于公共财政发放工资和津贴收入的公职人员，除了公布个人财产收入和税收事项之外，还需要定期向政府内审部门公布直系亲属的经商情况，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标准参考同城市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基层公务员年薪一般不能高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收入的90%。
政府鼓励优秀青年人创新创业，乡区和县级主官竞选优先考虑具有成功创业经验的青年企业家人才，适合省级行政主官的竞选，也欢迎具有丰富企业运营管理，以及成功创办企业的中青年企业家参与竞选。
全社会要大力推行诚信体系，逐步重塑信任为基础的社会互助系统，强化邻里友爱互助纽带，重点打击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人口拐卖、绑架和盗取器官等重大恶性事件和事例，以及传统的涉黑涉恶势力。针对违法药品和枪支犯罪等，继续采取高压和零容忍的态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对于流窜在各地以绑架人口为目标的跨境黑势力，采取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紧急联动模式，一键启动，快速响应，争取在新政府成立半年之内，将这些具有反人类性质的罪行及其背后的团伙和势力予以彻底剿灭，让新中国的每一位小朋友可以放心上学和放学，让每一位深夜归家的普通百姓有一个值得依靠和信赖的新政府。
从从全世界的角度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最应该兑现2001年加加入世贸组织的基本承诺，那就是在取得经济改革红利的同时，同步推动政治制度改革。通过还政于民，放权于民，建立具有权力制衡的制度体系，来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从基础设施和全社会受教育程度看，当下的中国又是全世界最有资格进行民主宪政改革的国家。
行动起来吧，同胞们，无论是你身居政府高位还是一个普通民众，无论你是一个拥有教授头衔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一个也许中学还没有毕业的普通劳动者，无论你当前在中国从事哪个行业，无论你是健康还是躺在病床，我们高声呐喊吧。
这不仅是中国的最后机会，或许也是此次人类文明最后的机会，中国人民站起来吧，为了我们后代能够安全的走在上学的路上，为了我们的后代能够呼吸自由民主的空气，能够享受真正作为人的尊严，呐喊吧，同胞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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