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 9 月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距今 18 年，也许有些事情可以回忆，不涉及具体的人。

我上任后，很快与全体非独立（没有自己实验室、附属于教授实验室）的副教授进行交流。
我明确一点：今后，不能由非独立的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

当时的情况是，少数正教授水平挺好，多数正教授也远不到世界一流。很多正教授是博士毕业、或博士后结束立即成为北京大学正教授。这不是北大也有问题，而是当时全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情况。

正教授有历史原因，我决定不动。

但是，还有一批非独立的副教授，可能有三四十人。

正教授也就是这么多，如果都由内部提拔副教授为正教授，北大生科院如何发展？三四十岁的副教授都成为正教授，改革就要延迟二、三十年。

所以，停止非独立的副教授晋升，是改革的必要前提。

否则，北大水平就继续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而且远落后于多个国内研究所的水平：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上海生化细胞所、神经所 、上海植物生理所、生物物理所、遗传发育所等。

当时，北大生科院的人才招聘相当困难，加入北大生科院任教的少数是校友或其他原因，而大多数生物的人回国一般都先选以上那些研究所。

如果非独立的副教授都按以前的情况，纷纷晋升正教授、获得实验室空间和研究生名额，那么北大生科院很快就会不够空间：我到的时候，虽然新楼金光生命科学大楼落成不过三年，却已经很挤，只剩 600 平方米，我自己的实验室都不敢搬进去而留在北生所。完全不够迎接几十位副教授晋升、格局不可能招聘新人。

当时的副教授不仅不独立，为老教授工作，而且有一部分是在配偶主持的实验室。

把学校的名额不尽可能多的用于招收最好的可以独立的年轻人并给予独立的支持，而用相当部分的编制给老教授、独立教授招收不独立的副教授，是以前很多大学的普遍问题（也是现在很多单位继续做的）。

如果不改，优秀年轻人难以得到有限的职位，难以得到独立的支持。

出任北大生科院不久，我不得不召集非独立的副教授开会，明确以后都是新体制招聘，内部的副教授只能与外面来的同样申请、经过同样的标准，而且不鼓励与原来老师相同方向和相近方法。必须申请独立职位，不能接老教授的班，当然更不能接配偶的班。

这些话，不是很好听，但道理是大家都明白的。

只是需要有人敢担当，才能够破局。全国很多单位领导做老好人，慷国家之慨，长期以允许老教授招收内部不独立的副教授、不积极招聘新一代、更高水平的独立助理教授。

那次，我立即得罪了几十人。

很多老师不高兴，但直接公开抗议只有一次：一位老教授退休，坚持要把自己的实验室交给他的副教授。这在以前经常发生，但如果老教授退休就可以安排人接替他的资源，那么北大的正规教职等于由一个一个教授了私相授受了。当然这不行，需要外改。这位老教授公开发文章抗议。我当时在外地出差，立即公开回复文章讲道理。老教授后来还有公开意见，我就没有再回复了，公道自在人心。年轻老师后来很通情达理，但当时我可能得罪了那位老教授。

但是，如果不得罪一个人，就不可能帮助生科院发展、不可能帮助北大发展。

随着时间推移，绝大多数当时不独立的副教授后来没有竞争新体制。但少数按北大旧体制晋升，少数在几年后新旧并轨后晋升。但总体数量很少。

那些老师也不是没有出路，如果水平高，可以有办法，如果去其他地方也应该很容易。

整体大家其实心里都认同，只是利益和面子问题。

北大，与全国高校一样，不改革不可能进步。
同样，在北大改革也一定得罪人。

但是，为北大工作、为中国工作，就要按发展规律办事、按原则办事。

第一次在北大得罪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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