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今天讲个比较严肃的话题：“中国经济正从头部腐烂”。这个说法不是我发明的，而是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一篇文章的标题（China's Economy Is Rotting from the Head）。这篇文章发表在 2022 年 10 月，当时，中共刚刚开完 20 大，权力达到登峰造极，但很多人盼着新冠疫情结束后，中国经济再度起飞。那种期望很快落空。
两年后，阿西莫格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经济在泥潭中越陷越深。阿西莫格鲁获奖，迎来了广泛赞誉。中国政府意识到不能再无视他的理论，便发起了一场有点滑稽的网上批判运动。一些贴着学着标签的洋五毛，其中也有几个“出口转内销”的“假洋鬼子五毛”，开始发言，写文章，批判阿西莫格鲁的理论，用陈词滥调指责他“唱衰中国”、“抹黑中国”、“不懂中国”。
阿西莫格鲁的分析，把它的底裤扒下来了，它花钱雇些真假洋五毛，嚷嚷人家不懂它。所以说，那场批判有点滑稽。
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也是最残酷的裁判。从 2022 年到今天，仅仅过去三年，中国经济从头部往腐烂，每一季，都在无情地印证着阿西莫格鲁当时的预见。从房地产连环爆雷，到失控的地下债务；从青年失业率高到不敢公布，到民营企业家信心集体崩塌；从消费持续降级，到整个社会信用日益枯竭，一直到杀鸡取卵，逼微利企业和低收入群体交社保。三年中发生的这一切，都让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阿西莫格鲁对中国经济的诊断，并追问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经济，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段，中国经济以一种让西方世界既羡慕又困惑的速度强劲增长。这催生了一种时髦理论，就是独裁专制的、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效率和创新上，可以超越自由市场经济。传统上，现代世界有个共识，就是经济长期繁荣、国家长期稳定，是宽政、法治、民主加自由市场的产物。但中国三十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似乎创造了一个现代世界的例外，需要宽政，不要民主，不要法治，不要自由市场经济，照样可以经济繁荣，国家稳定，而且比宽政、法治、民主加自由市场的国家，增长更快，更繁荣，更稳定。
阿西莫格鲁根据他对中国的观察，指出这个“中国例外论”并不成立，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一段时间后，因为制度原因，正从头部开始腐烂。他说的“头部”，指的是控制一切的顶层权力。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腐烂，正从权力的顶端开始。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不是得益于极权政治，而是得益于暂时放松权力，放松控制，暂时允许有限的自由市场。一旦打破了这几十年建立的国家元首有限任期制，还有抛弃集体领导形成的事实上的权力制衡，恢复一人极权，整个国家的纠错机制就会失灵。
在这种情况下，一系列灾难性的政策错误就不可避免。这包括“动态清零”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伤害，还是对科技和教培行业的毁灭性打击。都源于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这类人祸发生在中国并非偶然，而是极权的必然结果。因为在这种极权制度中，权力不是来自国民，不必对国民负责，也不必对市场负责，它只对权力本身负责。
很多人把这些年中国恢复极权，归罪于皇帝一个人。但阿西莫格鲁认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并不仅只是某个领导人的个人选择，而是中国政治制度对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尽头，做出的理性反应。如果经济再进一步步向自由，控制再退一步放松，权力再退一步制衡，金字塔的顶端就面临失去权力的危险。这意味着整个政治制度的坍塌，整个社会重新洗牌。对于中国的苏俄式极权制度，加上皇帝太监式的传统人身依附系统来讲，这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噩梦。从邓、江、胡，到现在的皇帝，都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一点都不掩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强劲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外国投资，依靠的是向欧美市场出口，依靠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还有就是依靠极限压榨巨大的社会底盘，把底层的收入压榨到温饱线上下，国家政权拿大头，中间拿小头，巨大的社会底盘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却只能分到一点经济增长的残羹剩饭。
靠这种反人性的极限压榨制度，中国实现了追赶式强劲增长。但当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先后发生变化，这种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需要转向依靠内需和自主创新：是促进增长的时候，政权面临一个致命的两难选择：是放松管制，给社会和市场更多自由，让老百姓得到更大的财富份额，从而释放经济活力？还是加强控制，以应对经济放缓可能带来的社会不稳定？
虽然，中国选择了后者。为什么中国选择了后者？阿西莫格鲁提出了一个常识性解释：即使中国从政治迈向经济，都是基于攫取型制度，但经济发展毕竟有水涨船高的效应，会让更多国民收入增长，教育水平提高，眼界更开阔。这自然会形成一个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对于一个把权力垄断断作为最高目标的政权来说，一个经济上更独立、思想上更自由的中产阶层不断壮大，是让它恐惧的噩梦。它的整个政权的最高目标，并不是让国民更富足、更自由，而是保住权力。国民收入增长，只是它实现保住权力这个目标的副产品。所以，加强控制，加强打压，加强极权，就成了符合这个系统设置的省钱路径。
阿西莫格鲁对中国的未来很不乐观。当企业家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创新，而是思考如何讨好掌握着他们生杀大权的政府；当研究的方向不再是追求真理，而是迎合政治需要，拍马献媚；当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种无形的恐惧和焦虑中，创新的源泉肯定会一点一点枯竭。这就是他那篇文章标题说的**“从头部开始腐烂”，它正像癌细胞一样沿着遍布全国的权力脉络**，扩散到经济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企业。
今天回头看三年前这篇文章，简直像一份预言书。这三年，中国经济持续在下行螺旋上运转，企业家对未来普遍悲观，老百姓对未来普遍焦虑，整个国家像一台中了病毒的电脑，不是运转失常，就是宕机。重温这篇充满智慧和观察力的文章，我们才知道，中国经济的腐烂不是从基层开始的，而是从顶层蔓延开来的；目前中国经济的困境，不是经济周期的自然波动，而是**“头部腐烂”**的结果。
阿西莫格鲁在 2022 年写这篇文章，并非是一时兴起，而是基于他长达十多年的研究。要真正理解他的逻辑，我们必须回到他 2012 年出版的一本著作——《Why Nations Fail》（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的共同作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 James Robinson，跟阿西莫格鲁分享了 2024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国家命运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不是在大学闭门造车凭空出来的，而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为一个无数人困惑的问题寻找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
这本书通过分析全球各地的历史案例，提出了一个核心论点：一个国家成功与否，取决于它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它把历史上成功的国家和失败的国家，分别作为样本，分析它们的制度差异。
书中把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包容性（Inclusive）制度，另一类是攫取性（Extractive）制度。
先看政治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指的是权力分配广泛，受到法律和体制的有效制衡。政府的权力来自民众，要对国民负责，社会多元开放。相反，攫取性政治制度，指的是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少数人手中，缺少有效制衡，它的主要功能是维护手中权力的权力，维护政权的统治和统治阶层的利益。
再看经济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指的是保护私人产权、鼓励创新、私人投资和公平竞争，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相反，攫取性经济制度，指的是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从民众身上攫取财富，输送给掌权的阶层。
这两种政治和经济制度，在不同国家会形成四种不同的排列组合。第一种，是包容性政治制度 + 包容性经济制度；第二种，是包容性政治制度 + 攫取性经济制度；第三种，是压榨性政治制度 + 包容性经济制度；第四种，就是压榨性政治制度 + 压榨性经济制度。正是这些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组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长期走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运”**。
说到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国运，是一个以几代人、上百年，甚至几百年为跨度的长期发展方向问题，它不等于短期的经济增长或衰退。历史上，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经历过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包括曾经的苏联，当然也包括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但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持续繁荣，而有的国家却只是昙花一现，强劲增长之后衰落，停滞甚至崩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答案。
现在，让我们用这本书的分析框架来审视中国。中国的问题恰恰出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它很不幸地落入了最劣质的那种攫取性制度组合，而且把攫取推向极端。说白了，中国就是极权攫取性政治制度 + 极权攫取性经济制度。双攫取 + 双极端，这决定了中国的**“国运”**。
在特定条件下，在特定历史时段，这种制度组合，可以通过高度集中的权力，强制性调动全国资源，在短期内实现高速增长。前苏联曾有过这钟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也有过这中时段。这种强刺激下的迅猛增长，打个比方说，就像给整个国家注射了大量类固醇兴奋剂，让它在短期内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修建高速公路、修建高铁、改造城市、开发房地产，发展特定产业，都可以在这种模式下高速完成。
然而，这种增长的代价，就是牺牲长期稳定发展，也是牺牲国运。攫取性制度的本质，决定了它必须牺牲自上而下抢夺民间的创造力，扼杀自发的创新。真正的创造力，也就是那种能够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自发创新，都是自下而上的，离不开充分竞争、离不开自由市场，包括观念的自由市场——the free market of ideas。但是，在中国的极权攫取性政治制度中，任何可能威胁到现有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的新技术、新思想、新商业模式，都会被视为对政权的潜在威胁，而遭到压制，遭到粗暴打压，甚至暴力镇压。
当大量类固醇的兴奋剂效果出现消退迹象，为了维持系统稳定，政权不得不加大类固醇的注射量。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现状。过去十年来，它几乎是一字不差地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的作业，可惜，它抄的是书中那个失败的样本。
这几年，中国经济模仿和追赶的空间在耗尽，国际市场不确定性越来越高，无论是非法盗窃发达国家的技术，还是打法律擦边球的强制性技术转让，都越来越难。这个极权压榨性系统的内在矛盾开始爆发出来，整个经济持续在下行螺旋上运转，看不到新的增长点，看不到下行的尽头。这预示着长期衰败。这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勤奋，更不是因为中国企业家不聪明、不努力，而是因为中国极权压榨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致命缺陷。这就是中国“国运”的底层密码。
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们分析过，中国是个人分高低、贵贱远近亲疏的金字塔型社会，这几代人的苏俄式极权制度加皇帝太监式人身依附体制，是一个围绕极权攫取而设计的系统。它的整个系统，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都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压榨模型”**。
这个金字塔的压榨结构异常稳固，顶端是掌握绝对权力的少数核心，或者干脆是一个人的皇帝，往下是各级官员和利益集团，再往下是依附于体制的各种群体，而构成金字塔巨大底盘的，是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这个系统的唯一目标，就是确保金字塔底盘创造的财富，能够被层层向上抽取，最终汇集到顶端。
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段，这个金字塔压榨模型被一层繁荣的外衣掩盖。因为整个蛋糕在迅速做大，上面可以大块吃肉，下面也能分到汤喝。多个农民工的收入可能远不如一个官员，但相比他过去的赤贫，生活确实改善了。一个中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可能远不如权贵阶层，但相比父辈，也确实过上了更好的日子。大部分国民的生活，随着总体经济增长水涨船高，这普遍形成了一种生活不断提高的预期。这种预期暂时麻痹了人民对系统不公的痛感，甚至让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幻觉：只要蛋糕一直做大，个人的努力、阶层的流动、社会的进步，就都有希望。
但是，当蛋糕做不大了，当经济增长停滞了，当外衣被揭开了，系统的残酷和不公就暴露出来了。个人的努力，财富的积累，向上的流动，都越来越难，这个极权压榨性系统的内在矛盾开始爆发出来，整个经济持续在下行螺旋上运转，看不到新的增长点，看不到下行的尽头。这预示着长期衰败。这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勤奋，更不是因为中国企业家不聪明、不努力，而是因为中国极权压榨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致命缺陷。这就是中国“国运”的底层密码。
这意味着，整个中国社会将进入长期的“失温”“失速”状态，经济活力、社会活力将逐步消退，国民精神逐步腐化。有些觉醒的人果断选择跟这个压榨性国家肉身脱钩，润到国外谋生。也有些觉醒的人，因为亲情和事业的原因，不能肉身离开，只能选择精神出走，跟那个国家的精神死亡进程脱钩，保持自己精神世界的活力。也有些觉醒的人，像庄子说的那样，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选择躺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精神避难所。
生活在下沉年代，人们普遍有无力感。普通人应该怎么办呢？在以前的节目中，曾经提出一些建议。每个人的经济条件、家庭情况都不一样，但有几点，不管经济条件怎么样，不管家庭情况怎么样，都可以从现在做起。比如说，要面对现实，排除幻觉，不要再期待“国家会变好”。在短期内，那个国家不太可能变好。中国的**“国运”已经被这个双攫取、双极端的制度锁死，个人改变不了，一盘散沙的十几亿国民**，堆到一起，也改变不了。
在任何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家人，在事业上和财务上未雨绸缪，分散风险。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主动建设一个可以依赖的互助社群，在生活中、在网络上都能提供支持，让自己获得足够保持清醒的精神力量，不放弃人生底线，不放弃个人尊严。
如果大历史一时半会改变不了，小人物的小日子总要继续过下去。在一个已经从头部开始腐烂，已经被系统锁死的极权压榨性国家，普通人还能做什么呢？也欢迎听听您的看法，讲出自己的故事。
如果实在无法面对现实
那么下面的图希望能给你动力，获取世间美好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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