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小时候在《参考消息》上看过一篇文章。
具体哪一年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八十年代。文章讲的是南宋洞庭湖的钟相、杨幺。
我们从历史课上知道，钟相、杨幺是农民起义；岳飞是民族英雄。于是这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民族英雄岳飞，怎么还镇压农民起义？
那篇文章给出的解释，到现在还有印象：钟相、杨幺与伪齐政权勾结，是汉奸、走狗，所以岳飞去剿灭他们，是带着民族大义去的，并不是镇压农民起义。
这件事记了几十年。
不是因为钟相、杨幺有多重要，恰恰是因为他们太不重要了。
那时候的《参考消息》还多少带点内参性质。我能看到，是因为外公是军队里的高阶军官。至于当时那些能够看到这份报纸的人，有多少会认真读到这一篇，又有多少人知道钟相、杨幺是谁，一直很让人怀疑。
可就是这么屁大点事，也有人专门花心思把它解释圆。
其实事情完全可以很简单。岳飞抗金，在抗金这件事上他是民族英雄；岳飞也替南宋朝廷镇压过农民武装，那是另外一件事。一个历史人物一辈子干过不同性质的事情，有什么奇怪的？
但这样一来，两套已经确定的说法就撞上了。
岳飞是民族英雄，不能动；农民起义具有正当性，也不能动。
两个都要，那就只能动钟相、杨幺。
这件小事后来成了我理解中国很多事情的一个解码器：碰到有人特别郑重地解释一件事情，不要只看他解释了什么，还可以看看——为什么非得这么解释？
中国人经常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还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是扯淡。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它就在那里。任人打扮的是历史书，胜利者能够书写的也是历史书。
中国历来有后一朝修前一朝历史的传统。到了今天，一部清史修了这么多年，仍然很难正式定下来。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几百年前一件事情到底怎么定性，跟今天吃什么、挣多少钱、孩子上什么学校几乎没有关系。可就是这些跟普通人现实生活没多大关系的东西，处理起来反而可以非常慎重。
为什么？
很多时候，难处理的并不是事实，而是事实和已经确定的结论撞上了。
一个结论不愿意放弃，另一个结论也不愿意放弃，那就得想办法解释。
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人自私也好，偏心也好，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也好，都不是什么特别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但这帮狗贼事情做了，好处拿了，最后还一定要证明自己在道德上从来没有错过。
利益要。
牌坊也要。
于是就需要不断给自己的行为重新寻找解释。
以前很推崇费孝通。《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中国绅士》这些东西都看过。“差序格局”在解释中国的很多事的时候都很好用。
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从自己开始，一圈一圈向外推，父母、兄弟、亲戚、朋友、熟人、陌生人，本来就不是一样的。为什么对自己人和外人态度不同，为什么很多事情先看关系再讲规则，它确实可以解释很多。甚至很多所谓的自私、冷漠，也可以从这里找到一部分答案。
但很多现状很难用差序格局来解释。
差序格局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对亲人和陌生人不一样，却解释不了为什么面对同一个原则，今天可以这么讲，明天可以反过来讲；解释不了为什么谈自己的权利时是一套标准，谈别人的义务时又是另一套；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一些自许已经“觉醒”的中国人，可以天天骂专制、讲自由平等，轮到自己不喜欢的人和群体，马上又换一套东西。
以前待过一个所谓觉醒者的微信群。大家一起骂共产党，骂习近平，谈民主自由，说起来都挺好。
可聊到黑人，态度一下就变了。
有人说，我女儿以后绝对不能找黑人。
问了一句：如果那个黑人是迈克尔·乔丹呢？是丹泽尔·华盛顿呢？
愣住了。
这时候就会发现，他其实不是先有一套标准，然后按照标准得出结论。
他是先有结论。
碰到不符合结论的东西，再另外处理。
差序格局到这里就不太够用了。
但把“双标”放进来，很多以前零零碎碎、总觉得哪里不对的东西，突然就容易连起来了。
中国人现在很喜欢一句话，叫“屁股决定脑袋”。
这句话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倒不是因为它说错了。恰恰是因为很准确的描述了很多人的行为。而且更多人把它当成了某种标准。
屁股坐在哪里，脑袋就应该怎么想；位置变了，标准自然也跟着变。今天站在甲的位置讲甲的道理，明天换到乙的位置，再讲乙的道理。
可如果这样，原则还有什么用？
网上还有一段流传很久的话，大意是：
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跟你讲国情；你跟他讲国情，他跟你讲传统；你跟他讲传统，他跟你讲现实；你跟他讲现实，他跟你耍流氓；
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
以前看，这是精准描述党国领导、公仆们的行为模式的。
现在再看，其实说得是绝大多数中国人。
不是没标准。
是标准太多了。
法律、政治、国情、传统、现实，哪个都可以讲，哪个也都能找到自己的道理。问题只在于，这一次哪个对我有利。
于是很难拿他上一句话去问他的下一句话。等追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换地方了。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先说清楚。
双标并不是对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
对自己的孩子和对一个陌生孩子承担的责任当然不同；父母、朋友、同事、陌生人，本来就不是一种关系。不同情况得出不同结果，也不叫双标。
判断是不是双标，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办法：
把位置换一下，算法还变不变。
两个人一起做一件事，双方获益差不多，那叫合作；主要是一方获益，另一方获益很少，那就是后者在帮前者。谁是“我”，并不影响这个判断。
同样，把自己换成别人，把自己人换成讨厌的人，把男人换成女人，把掌权者换成反对掌权的人。
换完以后，原来的道理还认不认？
如果还认，至少那把尺子还在。
如果位置一换，道理马上也得换，那问题就不是结果不同，而是量结果的尺子也跟着人走了。
这也是“屁股决定脑袋”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
位置当然会影响利益，也会影响人的判断。谁都不可能完全摆脱自己的处境。但如果进一步认为，既然屁股不同，所以标准不同也是理所当然，那实际上就把双标本身合理化了。
一个人也不可能做到绝对不双标。
人会偏心，会自私，会因为亲疏好恶产生不同态度，这些都很正常。至少承认“这次我就是偏心了”“这次我就是占便宜了”，那把尺子还在那里。
真正麻烦的是，为了证明自己永远正确，连尺子也一起换。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并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
传统里当然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等级，有亲疏，有内外。但传统里同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一个延续几千年的文化，本来就会留下大量彼此并不完全一致的东西。
问题不只是祖宗说过什么。
更重要的是后来这个社会奖励什么。
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相对稳定，掌握规则的人自己也受到规则约束，那么人当然还是会双标，但双标未必有用。
想照顾自己人，程序不允许；讨厌一个人，想对他严一点，规则不允许；同样一件事情换了一个人，想换一种解释，还有别的机制把它拉回来。
做几次发现没用，人自然会少做。
所以真正重要的问题从来不是：这个社会有没有双标。
哪里都有。
更重要的是：
政府在鼓励什么？
又在纠正什么？
任何政府都会犯错，也都会出现前后矛盾。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出了问题以后怎么办。
如果两套标准撞上以后，会把它们往一套标准上收；规则不清楚，会逐渐说清楚；例外需要说明为什么是例外；权力本身也受到其他机制约束，那么社会得到的信号就是：标准最好保持一致。
反过来，如果掌握规则制定、解释和执行权的人，自己就在不断示范另一套东西——同一种行为换个人可以换个名字，同一个原则换个时候可以换一种解释；出现矛盾以后，不是承认原来的说法有问题，而是分别替两边寻找理由——那么下面的人同样会学。
而且学得很快。
因为人最会学习的，从来不是墙上写了什么，而是什么东西真正有用。
规则越模糊，这种东西越容易生长。
“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根据实际情况”“原则上不得”——这些词当然不可能完全消失，任何法律和行政规则都不可能提前穷尽现实中的所有情况。
但如果大量重要问题最终都落在解释空间里，那么真正值钱的就不只是规则，而是谁有权解释规则。
什么叫严重？
什么叫恶劣？
什么情况属于特殊情况？
“原则上不得”的那个“原则上”，什么时候可以不算？
解释空间越大，裁量越大。裁量越大，根据对象、身份和需要改变结果的空间也越大。
而如果这种行为不被纠正，甚至能够获得现实收益，那么社会得到的教育就非常直接：
这么做有用。
学校当然不会这么教。
我们小时候有思想品德课，现在叫《道德与法治》。教的是公平、诚信、守信、规则。中国传统里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学校也不会告诉孩子要看人下菜碟。
问题是，一个孩子并不只在学校里长大。
老师告诉他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出了校门发现事情先要看是谁；老师告诉他实事求是，现实告诉他有些事情应该换一种解释；老师告诉他公平，现实却不断示范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不同人身上，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说法。
而在孩子真正进入社会以前，还有一个比学校更早、更持久的地方：家庭。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婚、恋市场，是理解双标非常重要的一块。
婚恋里面同时塞着太多标准。
传统、现代，男人养家、男女平等；孝顺父母、个人边界；家庭责任、个人选择。
这些东西本身都可以讨论。
真正的问题，是它们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
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哪个对我有利，用哪个。
需要男人承担经济责任的时候讲传统；需要女人承担经济责任的时候讲男女平等。女方说自己的父母把自己养大不容易，当然有道理，可换成男方父母，这套逻辑有时候突然就没那么重要了。男人也一样，需要妻子承担家务和育儿的时候可以讲传统家庭，需要妻子挣钱的时候又可以马上进入现代社会。
这里不是要争男人更双标还是女人更双标。
没意义。
重要的是，他们后来会组成家庭。
会有孩子。
父母争嘴的时候，孩子就在旁边。
父亲怎么解释自己的权利，又怎么解释母亲的义务；母亲怎么谈自己的父母，又怎么谈公婆；什么时候讲传统，什么时候讲平等；什么时候强调个人自由，什么时候要求别人承担家庭责任。
没人会专门坐下来教孩子：“今天爸爸妈妈教你怎么双标。”
父母甚至会同时教育他做人要诚实，要公平，要讲道理。
可孩子学东西，从来不只听大人嘴上说什么。
他天天看。
然后去学校，再学一遍公平、规则、责任。
再然后长大，真正进入社会。
发现小时候在家里看到的那套东西，挺好用。
到这里，一个循环就完成了。
掌握权力的人怎样处理标准，影响社会真正奖励什么；社会奖励什么，成年人就会学习什么；成年人把这些东西带进婚姻和家庭；孩子从家庭里学会以后，再进入同一个社会，又发现这套东西确实有效。
然后继续下一轮。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的双标这些年不仅没有明显减少，反而给人一种愈演愈烈的感觉。
并不是现在的人突然比以前更坏。
而是今天可以拿来用的道理更多了。
传统、现代；集体、个人；家庭责任、个人权利；传统性别角色、男女平等。
如果一个社会能够不断讨论、碰撞、纠错，这些东西之间会慢慢形成边界。哪些已经不适用，哪些原则应该普遍适用，新的权利对应什么新的责任，总得慢慢理出来。
如果这个过程没有完成，反而方便了。
不用解决矛盾。
全留着。
需要什么，拿什么。
这时候再回头看很多以前觉得隐隐不对、却又说不清楚的中国社会现象，会发现它们可能并不是那么多不同的问题。
所谓自私、冷漠、麻木，当然各有各的原因。但只用这些词，其实只是给现象起了名字。
所谓觉醒者之间的狗咬狗，也不能简单归结成这些人“素质不行”。
大家可以一起反对共产党，一起讲民主自由。但如果脑子里仍然没有一套能够反过来约束自己的标准，那么共同的敌人没有了，彼此之间一样可以马上重新划线。
昨天一起骂别人不讲规则。
今天轮到自己，换一个规则就行了。
差序格局在这里仍然很好用。
它告诉我们：先看这个人跟我是什么关系。
但还得再加一样东西：
看完关系以后，再看看现在什么道理对我有利。
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很多过去零零碎碎的现象就突然连上了。
中国人不是不知道什么叫公平，也不是没听过原则。
恰恰相反，我们从小听过太多原则。
只是与此同时，从公共叙事到现实规则，从婚姻家庭到社会生活，又不断学会了另外一种东西：
原则当然都对。
至于这一次用哪一个，要看情况。
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
需要传统的时候讲传统，需要平等的时候讲平等；需要权利的时候讲权利，需要别人付出的时候讲责任。
每一次都有道理。
而且每一次，都恰好是对自己有利的那个道理。
人偶尔自私，并不稀奇；偶尔双标，也不稀奇。至少承认“这次我就是偏心了”，那把尺子还在那里。
真正麻烦的是，尺子永远跟着人走。
站到哪里，它就量到哪里；需要什么，它就证明什么。
最后无论做了什么，都能证明自己没有错。
利益拿到了。
牌坊也还立着。
他是真的觉得，自己一直挺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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