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点周刊》6月11日今日话题是《您的财产谁做主？》，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题目。我的财产不是我做主难道还是别人？

前几天跟一个从中国成功撤退的企业家海边垂钓，他突然跟我说起曾经的湖北跳楼首富---居然之家老板汪林朋。他说我真他妈的幸运呀，虽然还有不少股份在中国显然是要不回了，但他现在能在海边钓鱼，已经是人间美事。他伤感地说，听到汪林朋跳楼，难受了好多天，这是我的哥们呀！

一个简单统计是：2025年的春天到夏天，5位民营企业家相继跳楼，汪林朋就是其中一位。我不认识汪林朋，连名字也是他跳楼之后才听到。但我以他跳楼事写了一篇中国企业家财产权安全问题的长文章并在一个研讨会上有个演讲。我把这个事告诉了我这个朋友，也许对他是个安慰。

汪林朋及其跳楼的企业家们的问题，远远超过我的财产我做不了主，而且到了中国有钱人连命都保护住的地步。中共体制下，哪里有什么财产权的安全。

不过，另外一个首富故事则可能提供中国人财产权安全问题的另外一个视角的思考。这是2015年的中国首富王健林。

我对他印象深刻主要是来自一个反差记忆：一个是他在哈佛的一次“气壮山河”的演讲，还有一次是不久后在镜头中现身的王健林已经瘦削的再无英雄样。

2015年，王健林来了个“哈佛公开课”演讲，万达官网说他“创多项纪录听众人数之多哈佛少见”。我看到照片后，觉得这次他的演讲是轰动的，肯定不是假新闻。但让我对他刮目相看的是王健林的这段问答：

“提问：我们注意到最近中国的海外投资增长很快。我听说有人质疑万达快速增长的海外投资，包括大量的收购，其实是向海外转移资产，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王健林：对此我有三点回应：第一，海外投资的结果确确实实就是“资产转移”或者说是资产在海外的新增。但资产转移或者在海外投资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合法和不合法之分。比如说吃饭，那吃饭是对还是错？用公款去吃就错了，自己出钱吃就没事，海外投资的道理也是一样。所以你问海外投资是不是转移资产？确实是转移资产，但关键要看是合法还是非法，这才有对错。

第二，中国企业向海外扩张，民营企业到国外去发展，这是国家号召。去年年底，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引导支持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有关规范意见，号召我们到海外去投资。我到海外投资，往大说一点，这是响应国家号召。第三，万达的钱既不是偷的抢的，也不是自己印的，完全是我们自己辛辛苦苦赚出来的。我们自己辛苦赚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

正是因为他说：“我们自己辛苦赚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我说此时的王健林演讲“气壮山河”，而且王健林敢这样说，这不证明至少在这个时候，中国企业家的财产权是安全的？

不过，王健林享有的财产权安全是昙花一现。

在说完“我们自己辛苦赚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这句话之后，王健林还补充了一句话。

他说：“企业的投资自由或者资本流动自由本身就是国家法制水平的基本衡量标准，企业如果没有投资自由权，这个社会也就无所谓自由和公平了。”

接下来的中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2016年11月底，外汇管理局出台新规，要求规模超过500万美元的任何交易都需批准，此前，这一门槛是5000万美元。2017，涉及土地、酒店、影视制作和娱乐资产的跨境交易几乎被全线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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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2026年6月1日，中国发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7月1日实施。这个规定首次明确将“居民个人”纳入监管主体。新规第2条明确：本规定所称对外投资即境外投资，是指投资者以投入资产、权益或者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其他国家（地区）的企业、资产等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

我两天前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一位来自中国的证券业的专家加前官员炉边聊天,他是这样说国务院这个新规的：“现在他们要对普通老百姓搞“远洋捕捞”。

以前主要是针对民营企业家，那边“海洋捕捞”得差不多了，现在连普通老百姓也要搞“远洋捕捞”了。

那个网啊，原来网眼比较大，抓的都是百亿、十亿、上亿的大鱼。现在网越织越细，是因为该抓的已经抓得差不多了。”

“中国老百姓资本自由也没了。这下中国老百姓真的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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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张菁：中共当年是怎么管经济的——建政半年多 上海成批成批的人退党

中共对社会的管理的方式就是控制，大到社会的计划经济，小到个人的计划生育，什么都要管。几十年的中共建政历史证明，中共在哪些方面管得越多，哪些方面就变得越差，甚至停顿。

1949年中共建政后，开始在城市强化党的控制，对城市的控制仅仅半年多时间，中国的经济就发生了停滞，社会一片萧条。

当年，中共接管全国各大城市之后，为了拉拢工人，欺骗说他们是“国家的主人”，要准备“当家作主”。但随著中共对城市各行各业控制力度的加大，社会经济全方位的衰退，却导致大量的工人失业。

首先，中共规定其发行的人民币是唯一合法货币，而美钞、银元和金子等却在几个月后就不允许流通了，这导致很多公司的资金链出现了断裂。

同时，中共又用其开办的国营贸易公司，来全面控制原材料的供应，而且国营贸易公司下设的国营商店和合作社以防止商品物价被私人操控的名义，逐渐垄断了国内所有商品的流通渠道。

中共也逐渐将对外贸易掌握在手中，中共人为制定的人民币汇率非常高，使得中国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大大削弱，很多各类企业面临著严重资金短缺。例如，之前工业产值占全国半壁江山的上海，普遍开工不足，工厂一周只能开工三天，棉纺厂生产所需要的棉花等原材料，只够六个月的生产所需；东北工业的总产量仅仅达到日本满洲国时代的30%。

要改善这种状况，必须从国外进口原材料，但中共坚决反对从外引进，为了解决大多数企业缺乏资金面临停产的现状，中共只好向苏联大幅举债。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曾经承诺给工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的许诺落了空，工人们开始抗议，但在国民党时期屡次挑动工人进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的中共却颁布了新法规，宣布罢工违法。

而承诺落空的另一方面则是企业主们在给工人们增加了工资之后，导致了生产成本迅速上升，让企业的困境雪上加霜，甚至不得不倒闭。

中共当时在农村的征粮是非常血腥的，甚至连口粮和种子粮都被搜去，还出现了各种折磨人的酷刑。

而在城市中，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著。中共急需筹集现金，所以在城市中设置了名目繁多的重税。

例如，北京的税收以小米计算，民国时期的1946年征收了31400吨，1947年征收21000吨，1948年只收上来10000吨。然而中共建政后的1949年，税收直接攀升至53000吨，可以想像这多征出来的4万多吨小米又让多少人处于生活困顿之中。

所以无论是倒闭的小店主还是无法维持家人生计的普通人，都在抱怨中共。

湖南长沙市在民国时期每人每年所要缴纳的税收仅为80公斤粮食，而1949年每人每年则需要上交250公斤。

同时，中共对私营公司任意征税，某些税种甚至可以追溯至之前若干年，例如烟草业的税收竟然达到120%，这无异于对行业的摧毁。对此，薄一波曾承认，这种情况已经“破坏了商业”。

短短几个月，上海、天津、广州这些大城市就败象尽显，各地的工厂停工、贸易中断，公司倒闭。

其中，上海有约2000家贸易公司和1000家工厂倒闭破产，在全市500多家银行中，仅余100多家能继续营业，而且其中的50多家还在向政府申请破产；很多外资的运输和电力公司因资金短缺不得不向人民银行大举借贷，最终都逃不过被政府实际控制的命运。几百家生产纸张、火柴、橡胶和棉布的工厂倒闭；136家化妆品工厂只有30家能开工，而且大多数改为生产牙膏。

中共1950年5月的《内部参考》中也写道，曾被誉为“东方芝加哥”的武汉，现在500多家商店停业，数百家工厂倒闭；曾经的工业重镇无锡，工厂里繁忙的景象一去不返，一片死寂，数百家商店也关门歇业；纺织重镇松江的18家纺织厂中只有一家还在勉强维持生产。

市民的失业率飞速飙升。

1949年12月，200万居民的北京市有5.4万人失业；上海1950年夏天有15万失业人口；福州市人口不足50万，失业人口却超过10万；广州全市有1/3的工人失业。

在高税收和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各地出现了多起自杀事件，还有人被活活饿死，甚至有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小孩。

城市市民的巨大不满很快转化成群体事件。

长沙发生了6起失业工人包围工会、反对共产党的事件，甚至有人鼓动以暴力推翻政府；广州也发生了类似事件；郑州几百名搬运工人因抗议工资太低，聚众袭击了市政府，殴打负责干部，砸坏门窗和家具；南京工人们抱怨待遇不如国民党时期，机关和工厂的墙上到处写著“反共”的口号。

1950年5月10日，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在发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报告说，大家对现状失望至极，成批成批的人退党，普通老百姓则向政府请愿，并有人撕毁毛泽东画像。

城市包围农村嘛

披着羊皮找你拿钱
敢不给就亮出獠牙
呃

不拿xx一针一线，（那是其余的全拿走了）
呃

老乡，别跑，我们不是xx，我们是xxx
老乡，别跑，再跑我可开枪了
呃

不怕鬼子来xx
就怕xx喊“大娘”
那天，看到这句，可笑死我了

学史通今。

看成另一个小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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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论牌坊和统一思想的重要性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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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享有的财产权安全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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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白手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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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你说我不想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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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党需要，都是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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