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甜爸爸 [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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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章 湿地里的准星,与青纱帐下的“撒旦小队” 1900年深秋,辽河下游的广袤湿地里,遮天蔽日的青纱帐成了俄国哥萨克骑兵挥之不去的噩梦。当俄军正规军的皮靴在奉天、锦州官道上踩出沉重回响时,这片人迹罕至的红高粱与芦苇交织的迷宫,却悄然孕育出另一种死亡的节奏。 杜立三站在一人多高的红高粱深处,肩头斜挎着那支三十年式“金钩”步枪,枪身在阴沉的天光下泛着冰冷的靛蓝。这种步枪最让俄军胆寒的不是射速,而是它与这片青纱帐近乎天作之合的隐蔽性——枪管缠着麻布条,枪身涂抹了泥浆与草汁,人在其中一动不动,便与周围的高粱杆融为一体,连呼吸都仿佛被湿地吞没。 “二爷,车队进了‘蛇形弯’。”传令兵猫着腰钻进高粱丛,低声报信,声音被风一刮便散了。 远处,一支五十余辆马车的俄军补给车队正艰难行进在泥泞不堪的土路上。车轮深陷,骡马嘶鸣。为了彻底遏制杜立三的袭扰,俄国人使出了最阴毒的一招:他们从沿途村庄强征了上百名中国百姓,用粗麻绳串成一串,围在马车四周充当活体人墙。惊恐的百姓被绳子勒得肩膀发紫,脚步踉跄,俄国士兵则猫在人群缝隙里,端着步枪警惕地扫视两侧静谧的高粱地,枪口不时指向任何可疑的晃动。 杜立三眯起眼睛,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缓缓举枪,准星在人群中游移,像一条冰冷的毒蛇在寻找最致命的缝隙。 “打。” 只一个字。 “砰!”一声清脆而短促的枪响,没有传统黑火药那种滚滚浓烟,只有一颗6.5毫米尖头弹撕裂空气,发出尖锐的啸叫。最前面的俄军中尉甚至来不及拔出马刀,额心便爆开一朵猩红的血花,脑浆混合着碎骨溅在身旁百姓的脸上。那中尉身子一歪,从马上栽进泥浆,连一声完整的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紧接着,青纱帐里响起了节奏分明的排枪声。杜立三这些年亲手调教出的狙击手,枪法已臻化境:子弹仿佛长了眼睛,精准穿过惊恐万状的人群缝隙,钻进俄国兵的胸膛、咽喉、眼眶。每一个点射都干净利落,没有一发浪费在百姓身上。被俘的乡亲们僵在原地,耳边子弹嗖嗖掠过,带起的劲风掀动他们的发梢,却竟无一人中弹。 这种神乎其技的枪法让幸存的俄军瞬间崩溃。他们面对的不是普通的土匪,而是一群看不见的幽灵,是能从活人堆里精准“剥离”生命的死神。不到一刻钟,三十名护卫俄兵全部倒在泥沼里,有的胸口绽开血洞,有的咽喉被洞穿,鲜血迅速渗进黑泥,染出一片暗红。 杜立三带着弟兄们从高粱地里现身,刀光一闪,割断百姓身上的绳索。车上的面粉、罐头、子弹箱、咸肉被一箱箱搬下,当场分发给那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乡亲。 “记住了,”杜立三声音低沉却字字清晰,“这是杜爷给你们留的活命钱。毛子要是问起来,就说神仙下凡,把东西收走了。谁敢多嘴,杜爷的枪可不认人。” 当俄军后续的骑兵闻讯赶到时,湿地上只剩下空荡荡的马车、横七竖八的尸体,以及百姓们口口相传中那个“神兵天降、不伤无辜”的杜大领袖传说。 伏击战只是表象。杜立三真正的野心,深藏在这片辽河下游人迹罕至的湿地沼泽里。 这一年,俄军为报复游击袭扰,在盘山、台安一带制造了数起惨绝人寰的屠村惨案。成片的村庄被烧成焦土,妇孺的哭声被机枪扫成沉默。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眼睛里只剩下对“老毛子”的刻骨仇恨,他们拖着伤残的身体,扶老携幼,纷纷投奔青麻杆。 杜立三不仅收留了他们,更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开荒运动”。他用抢来的俄军物资和赵振东暗中资助的铁锹、锄头、稻种,在沼泽深处一点点开垦出良田。他站在新开的田埂上,对那些流离失所的壮丁们宣布:“入我杜家门,一人耕地,全家不饿;一人练兵,全家保命。” 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土匪窝,而是一个在战火废墟上仓促搭建起来的准军事化行政区。土地被重新分配,破碎的家庭被死死捆绑在杜家的战车上,仇恨、生存、纪律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为了应对未来可能爆发的更大规模正规战,杜立三深知光靠一腔热血远远不够。他从数千名投奔的壮丁中,展开了一场近乎残酷的选拔,试图打造一支真正的核心力量。 第一关是“胆色”。 杜立三亲自站在百步开外,端着金钩步枪。受试的汉子必须头顶一个鸡蛋或苹果,面不改色地站定。他开枪,子弹贴着头皮呼啸而过,果实瞬间爆裂成碎片。汉子不仅要受得住那擦过头皮的死亡劲风,还要在子弹落地的刹那,准确报出击碎果实的方位。 “连死都不怕的人,才配拿我杜家的枪。”杜立三冷冷说道。 第二关是“体魄与头脑”。 通过初试者被送进密林深处,进行极限训练:负重五十斤在沼泽里潜伏整夜,蚊虫叮咬、寒风刺骨也不许动弹;或者在三天只喝米汤的情况下,进行百里急行军。有人倒下,便被无声拖走,再无踪影。 更让赵振东暗自吃惊的是,杜立三在青麻杆开办了名为“忠义社”的内部讲习所。除了军事射击、土工作业和爆破,那些由“神秘教官”教授的课程,还包括基础识字、算术、战术地图测绘,甚至简单的野战卫生知识。 在这批骨干中,杜立三推行一种近乎狂热的忠诚教育。他亲自为每一支核心分队授旗,每一名队员都配备双响盒子炮和特制的狙击型金钩步枪。这支精锐被称作“撒旦小队”——他们是杜立三的影子卫队,更是未来散布在辽西各地的游击火种。 赵振东曾多次私下观察这支队伍。他发现,杜立三正在完成一场惊人的蜕变:从昔日那个靠父亲余荫闯荡的“草头王”,变成一个正在割据一方、野心勃勃的军阀。 他不再满足于打家劫舍,开始建立起粗糙却有效的税收体系。通过控制辽河水运、粮食产出和集市交易,他形成了一套自给自足的闭环经济。而在百姓心中,他苦心经营的那个“只杀毛子、不伤华人”的抗俄英雄形象,成了他最坚固的护身符。 “赵爷,你看这天下。”某日黄昏,杜立三站在湿地高坡,指着下方数百名正在操练的精锐,语气里透着一股令人战栗的自信,“俄国人有大炮,我有这片青纱帐;俄国人有重兵,我有这几千条拼命的汉子。只要这准星还稳,这满洲,就得有我杜立三的一号位置。” 赵振东看着那些能在百步之外精准狙杀、却又能在田间低头耕作的汉子,心中涌起一阵寒意。他明白,这种由血海深仇、生存利益和现代军事纪律揉捏而成的力量,将是这乱世中最锋利、最不可预测的变量。 1900年的辽西,杜立三在血与火中筑巢。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躲在父亲阴影下的响马,而是一头借着日俄博弈的裂缝,在青纱帐深处疯狂汲取营养、随时准备破土而出的黑色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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