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朝廷的基本盘是什么
在中国古代社会，"吃皇粮"群体的规模与构成直接反映了一个王朝的基本盘。
要深入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到底谁有资格“吃皇粮”。
所谓"吃皇粮"，指的是完全依靠国家财政供养的统治阶层，主要包括皇室宗亲、文武官员以及军队系统，这些群体统称为"食税阶层"，这些人就靠吃国家税收活着。
以唐代为例，唐高宗时期全国文武官员总数为13,465人，到开元年间增至18,805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仅是正式官员的数量，若加上由朝廷供养的胥吏34,9863人，总数达到368,668人。
这36万多人就是实打实的食税群体，完全依靠国家税收维持生计。不过，与后来的宋代相比，唐代的食税群体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宋代官员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宋真宗时期约1万余人，仁宗时增至15,400人，哲宗元年达34,000人，到徽宗时期更是突破51,000人，几乎是唐代开元时期的三倍。
更令人震惊的是胥吏数量，比如宋真宗咸平四年就一次裁撤了195,802名吏员，一次性就开除19万吏员，那在编的只会更多。
大唐是1.8万的官，要搭配34万的吏，比例是1:18，而大宋的比例比大唐要高。
这里权且按照唐代官吏1:18的比例推算，宋徽宗时期5万官员对应的胥吏就是90多万人。
这意味着宋代仅官吏系统的食税群体就突破了百万，比之唐代36万官吏，差不多是唐朝的三倍。
在待遇方面，宋代官员的收入水平也是显著提高。
以正一品官员为例，唐代贞观年间年禄米700石，高宗时期月俸11贯；而宋代同级别官员年禄米达2,400石，是唐代的3倍多，年俸钱3,600贯更是唐代的27倍。
经过这么一比较，宋代食税群体要比唐代的食税群体吃的要多，吃的更饱，宋代的食税群体可以更轻松的过上安逸的生活。
这只是官僚系统，此外军队也是食税阶层。
宋代军队规模从建国初期的37.8万激增至仁宗时期的125.9万。
据蔡襄奏折显示，当时一个禁军士兵年耗费50贯，一个厢兵30贯。
这只是一个普通士兵的一年的耗费，还有各级军官，宋朝基层军官月俸七贯，中层军官每月20到100贯不等，高级军官更多，每月150到400贯，军费开支极为庞大。
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英宗时期一名禁军士兵的年收入可购买60石大米（约8,000斤）。
这个收入在当时已经非常高了，一个底层士兵吃皇粮就能吃这么多，可见大宋朝廷真的是舍得花钱的。
综合计算，大宋百万官吏加上125万军人，用十数倍于唐朝的高价养了220万食税群体。那么大宋朝廷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养200多万人吃皇粮呢？
这种制度设计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考量。那么这种制度设计背后的核心考量究竟是什么？
其核心便是富养统治基础，将钱财都倾注于统治根基，以优厚待遇来贿买忠诚。
皇帝用钱换取臣子对自己的忠心，那么一个问题来了，古代王朝的核心统治基础究竟是什么？
有些天真的人就要说了：“得民心者得天下，朝廷的核心统治基础肯定是民心。”
你可别逗了，要是你真这么认为，那你可就 too young too simple。实际上，古代王朝的核心统治基础是军队与官僚集团。
唯有依靠这些力量镇压百姓，皇帝的宝座才能坐得安稳。
宋太祖赵匡胤就曾对宰相赵普直言：“若想让我大宋王朝千秋万代，就必须不惜财力养兵。”究竟是谁让你觉得核心统治基础是民心？又是谁给你洗的脑？
宋神宗也讲过：“宋代以前，造反作乱的多是无业游民。我太祖皇帝汲取教训，以优厚待遇为饵，将大宋的无业游民招募进军队，利用军法管控不稳定因素，而后再让他们去管理百姓。”
他还说：“我大宋没有叛民，原因就在于此，这可是太祖皇帝前无古人的成就。”
赵匡胤这个方法确实好，神宗皇帝的话也说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赵宋王朝富养统治基础，就是要不惜花费大量钱财养兵。
即便军队可能战斗力不强，对外也没多大作用，也要花大价钱去养。
因为朝廷养兵首要目的是对内维稳，说白了养兵不是对外御敌的，而是对内镇压。
赵宋王朝富养官僚集团的逻辑与养兵如出一辙。对于秦制政权而言，社会上最危险性的群体是谁？当然是知识分子和游民。
这两类人极难掌控，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皇帝骗不了他们。游民居无定所、四处游荡，若这些人联合起来，极为棘手。
倘若对这两类人管控不力，皇帝的宝座便岌岌可危。所以，知识分子和游民都属于需要优先管控的社会群体。
两宋时期，一方面用军队吸纳游民，另一方面以官僚集团吸纳知识分子，便是这个目的。
朝廷不惜将军队规模扩充至百万之众，也不惜将官僚集团扩大到唐代的数倍，豁出去让这两百多万人吃皇粮，朝廷如此行事，为了什么？
为的就是扩大基本盘，稳固统治基础，确保大宋江山千秋万代。
这些人进了体制，不忠诚赵宋也白搭。于是为了赎买食税群体的忠诚，大宋朝廷用尽了手段，其中之一便是恩荫。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给这些官宦子弟直接当官、优先当官的福利。
根据南宋嘉定六年的数据，科举出身的官员仅占当时全部官员总数的20%。
而靠恩荫当官的，竟然占到了56.9%。也就是说，大宋将近60%的官员是因为人家的老子、爷爷曾经为官，于是人家也当了官。
大宋朝廷一方面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将底层知识分子纳入食税群体；另一方面大搞恩荫制度，满足官僚集团世袭的诉求。归根结底，都是为巩固政权基本盘。
蔡襄曾给宋英宗上书：“国家一年的税收6000万贯，而这6000万贯中，六分之五用于养兵，六分之一用于供养皇室和官僚集团，国家一年的税收就这样消耗殆尽了。”蔡襄还感叹道：“民如何不穷，民如何不困！”
正如蔡襄所言，食税阶层已将大宋吃干抹净了，而没有分到蛋糕的，唯有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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