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想象一种两岛困境的解决方式
当下必须停止这种资产换消费品的交易。
我的方案或许像噱头——实为变相关税，但它保留自由市场精髓：不庇护特定行业、不惩罚特定国家、不引发贸易战。该计划能提振出口，甚至促进全球贸易，并在避免美元大幅贬值的前提下平衡账目。
具体而言，我们将向所有美国出口商发放“进口许可证”（ICs），其面值等于出口额。出口商可将ICs转售给外国出口商或本国进口商。进口100万美元货物需持有100万美元出口产生的ICs。最终结果：贸易平衡。
以月出口800亿美元计，ICs将高频流通于高度市场化交易中（我建议设半年有效期以防投机）。假设每IC售价10美分（即出口额的10%），美国生产商出口利润将比内销高10%，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并带动就业。对向美国出口的外国企业而言，经济压力将加剧。
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案，这都是他们必须面对的（切记：问题终须解决，正如赫布·斯坦所言：“无法永续之事必会终止”）。ICs的灵活性在于不针对特定行业或产品，最终由市场决定贸易结构与规模。以2万美元进口车为例，若ICs溢价10%，成本将升至2.2万美元。
若需求强劲，涨价或由消费者承担；但通常竞争会迫使外商消化部分成本。ICs方案绝非免费午餐：进口品及部分国产竞争品价格将上涨，相当于对消费者征税。这是重大弊端。但相比美元持续贬值、选择性加征关税或配额等成功率更低的方案，此痛较轻。
更重要的是，今日进口高价之痛，远逊于坐视国家净资产持续流失之痛。我相信ICs将快速推动贸易平衡——出口扩增而进口缩减。所有行业将在自由市场中提升竞争力，最终由“比较优势”决胜负。
净出口国不会效仿此策（因其ICs无价值），也不太可能报复。斯姆特-霍利关税战的历史不会重演——当年我们执意维持不合理顺差，如今全球皆知我们必须纠偏。
数十年来，世界深陷惩罚性关税、出口补贴、配额、汇率操控等泥潭。主要出口国长期借此积累顺差，却未引发大规模贸易战。
一个旨在平衡全球最大债务国账目的方案更不会触发冲突。ICs的合理结局是：出口国在初期姿态性反对后，将转而鼓励从美进口（沃伦·巴菲特、卡罗尔·J·卢米斯《美国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正在出卖我们的国家》）。
一点感想：本文是接着《挥霍岛与节俭岛寓言》的。这篇文章虽然写于20多年前，但现在看，恍然大悟，特朗普说的我买你多少东西你也得买我多少东西的对等贸易的寓言式脚本是在这里。
虽然我也认为所谓对等贸易在今天实现的现实性很小，但从本文中可以看到其中的逻辑。
黄亚生：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创新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黄亚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经济现在出现严重的困难，显然不是因为它没有继续创新。
他说，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电动车、高铁……有很多这方面的产品，它在规模生产、商业模式、用户体验的方面，确实是非常杰出。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整体现在出现严重的困难，比如消费不足和就业困难；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中国全要素生产力出现相当程度的下滑，显然中国经济和技术之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
黄亚生分析说，中国投入大量资金来开发建设设备，建设基础设施等来实现量产，但“显然没有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也显然没有创造很多收入的增长，另外也没有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力。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经济增长当然要靠技术推动，但是总体上，经济增长是要靠全体社会的收入增长，然后增加消费。
中国经济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不成功的。黄亚生认为，对于外国人惊叹的中国产品价廉物美，外卖等生活服务无微不至，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因为这背后是提供服务的快递员极大的付出，如果一个经济体制仅仅是强调低成本，而没有增加收入的话，它绝对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中国是这一个方面的典型例子。
如果有人说中国有低成本的优势，那中国也就有低收入的劣势。劣势就是人很穷，你生产这么多东西，他买不起你的东西。”一般人会将庞大的人口规模视为中国低成本现象的原因。
黄亚生则是从制度与结构上看到其他情况，比如农村土地廉价转化为工业用地，成了对工业的极大补贴，巨大价差成了地方政府的的财政收入。与此相对，农民收入很低，也不享有城市居民相等的社会保障，导致中国农民群体难以像其他经济体的农民一样，成为有消费力的群体。
一点感想：如何走出当前经济疲弱的状态？
人们有不同的思路。有说要政策刺激的，有说技术创新才是出路的，有说根本的出路在改革。
我一直说，关键的问题是循环，循环的关键是消费，消费的关键是分配，分配的关键是国民财富的分配要向居民倾斜。创新确实非常重要，但现在中国最关键的不是创新。
日本是如何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
1.加大公共建设投资：为了改善基础设施，满足国民生活需求，日本政府加大了在公路、港口、铁路、机场、电信、工业用地和用水、农林水产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资。这些投资不仅拉动了内需，还增加了就业岗位，提高了国民生活水平。
同时，政府还通过减税、缩短设备折旧年限等手段，引导和鼓励私人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
2.发展现代化的中小企业：为了缩小企业规模差别，培育中间企业，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案，如《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等，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这些措施包括增加中小企业现代化设备投资、健全试验研究机构、进行企业合并和创办联合投资的企业等。在计划的支持下，日本的中小企业迅猛发展，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3.提高国民收入，建立社会保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强调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使国民收入更多地向居民倾斜。政府通过低税赋政策和减税政策，以及“限高、扩中、补低”的财政补贴政策，实际增加了国民收入，缩小了贫富差距。这些政策确保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提高了整体国民生活水平。
4.扶持偏远地区，实现地区均衡发展：为了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政府制定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将全国近三十个地区列为“新产业发展城市”和“工业整顿特别地区”，并给予特别优惠政策。这些城市和地区成为了60年代中后期沿海工业地带的主力，为日本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这些措施也缓解了东京、大阪等城市因人口过密所带来的生产生活问题。
5.加快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日本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法规，如《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等，加快农村发展。这些法规包括大幅提高对农业的投资和农产品补贴、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以及鼓励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等措施。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还减少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6.加大科教投入，提高国家科技实力：为了培养科技人才和提高国家创新能力，日本政府加大了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从1960年至1970年十年间，日本教育支出增加了4倍。
同时，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振兴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措施，如增拨科研和设计试验经费、确定优先发展尖端技术的方针等。这些投入为日本经济的腾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例如，工薪收入的增长并未完全同步于GDP的增长，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物价也出现了相应的上涨势头，导致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此外，日本的工农业生产率差异也未能有效降低，环境污染问题与城市拥挤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些问题与日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滞胀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在评价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需要客观看待其成就与不足（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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