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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历史:郭嵩焘的挫折

郭嵩焘的挫折不仅是他个人的挫折,更是这个民族独醒之人的共同挫折。



1818年,郭嵩焘生于湖南湘阴。这个位于湘江入洞庭湖口的小城,在清代隶属长沙府,是个四通八达之地。郭家曾是当地首富,到他父亲时已家道中落。



在岳麓书院求学期间,郭嵩焘与曾国藩、刘蓉意气相投,结为异姓兄弟。他们的友谊不仅源于性情相契,更因怀抱共同理想,都是胸怀大志的热血青年。



1841年,郭嵩焘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府,亲眼目睹英国军舰在宁波定海一带的炮火。



1847年考中进士后不久,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他随曾国藩投身战场。1856年初,奉曾国藩之命赴浙江筹饷,顺道造访上海。



这是郭嵩焘首次接触洋人,所见所闻令他震惊:传说中的"红毛鬼"相貌堂堂、彬彬有礼,建筑窗明几净,葡萄酒也别有风味,黄浦江上的军舰更展现出全新文明的样貌。



1862年,正与太平军交战的李鸿章看中郭嵩焘精通洋务、善于理财的特长,邀其担任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不到一年便升任广东巡抚。



1866年,因左宗棠弹劾及自身心灰意冷,郭嵩焘卸职返乡,在长沙闲居八年。这段岁月让他对家国命运有了更深沉的思考。



1874年,57岁的郭嵩焘奉诏进京,先任福建按察使,三个月后紧急调任驻英公使。起因是云南"马嘉理事件",需派重臣赴英"赔罪"。



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冒雨从上海启程赴英,后兼任驻法公使。在任期间如鱼得水,将往日对西方的片段认知系统化。



他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文明精华,探究其发展动力,常日书七八千字日记记录心得。



可惜副使刘锡鸿处处作梗,致使其1879年初黯然离任,甚至未进京述职便直接返乡。此时的郭嵩焘对朝廷和洋务运动都已心灰意冷。



但目睹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战争等国家危机,他又"不忍不谈洋务",希望国人早日摆脱"天朝上国"迷梦,减少因愚昧造成的损失。



1891年7月,郭嵩焘在长沙辞世。



郭嵩焘仕途三起三落,但真正展现其思想光芒与人格魅力的,恰是这三次出仕经历,尤其是驻英法公使任上的作为。



以今人眼光回望,郭嵩焘堪称近代士大夫中的异类,其超前认知主要体现在:



● 对西方文明的客观认识



早在上海之行前,郭嵩焘就认为洋人同样是人,主张"以理格之""以礼通之"。这种认知在当时实属罕见。



1880年长沙某次聚会上,王闿运还坚持"夷狄皆物类"的论调。而郭嵩焘早已指出,上古"夷狄"只是地理概念,非文化歧视。



他更清醒认识到:现代西方文明已非"古之夷狄",其东来是"天地一大变",主张"取其道而顺用之"。



● 对商业价值的重估



郭嵩焘认为士商平等,这一观点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



他洞察到"西洋以行商为国计"的本质,出使后更发现西方政商良性互动。



他批评清廷"官办"模式的弊端,指出"西洋之富,专在民",主张学习西方富民之道。



● 对"本末"的新解



郭嵩焘与李鸿章虽为同年进士,却批评其洋务运动"徒务其末"。他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制度,其末在工商技术。



他认为中国需要渐进改革:"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



● 对中国困境的诊断



郭嵩焘直言"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



他预见到日本崛起的威胁,比王韬更清醒地估计中国改革需要漫长时间:器物层面或需三五十年,人才培育需百年,人心风俗转变更需百年积淀。



● 清醒的自我认知



郭嵩焘自编的《罪言存略》,以"先知觉后知"自任。其自题小像诗云:"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展现出孤傲与悲怆。



临终前,他要求丧事从简,体现出超越时代虚荣的清醒。



曾国荃曾感叹:"居今日而图治安,舍洋务无可讲者。仅得一贾生,又不能用。"这是对郭嵩焘最中肯的评价。



百年后,钟叔河指出郭嵩焘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超越"洋务"层面,率先主张学习西方制度。



汪荣祖评价道:"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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