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旧事] 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及俄学者提供的秘闻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是历史学家高华关于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2000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重印数十次。《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揭示了中共思想改造模式以及有悖于官方主流叙事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定义，因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禁书。 2020年2月14日，该书获得美国列文森图书奖2020年度特别荣誉奖（honorable mention)。

内容概要
本书从肃AB团事件开始叙述至延安整风运动落幕，经此次党内思想得到改造，毛泽东思想通过党章得以确立，同时发生了大量冤假错案，很多到1980年代才得到平反。同时，延安整风中出现的“审干”手法也可在数十年后“文化大革命”中寻得踪迹，权谋政治汇溪成流最终影响数亿中国人的命运，“文化大革命”于焉而生。

评论
张鸣：“这本书是高华花了20年的心血研究之后写出的几十万字的学术著作，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
胡平：“《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无疑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部经典。”
有尚微、马社香等学者批驳，后者批评该书“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等观点，认为该书具有学术硬伤。

本书有谷歌存档，须科学上网：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rCAyx65-2CeqiTzGK5RAvVDlqTfgpUwQYoEuuamaTvs/edit?pli=1&tab=t.0

高华的这本书描写了中共内部的权斗，为什么毛泽东最后能升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中共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与独裁制和民主制都不同。所谓民主集中制是小团体内部的有限“民主”。这种机制有利于权术的运用。分化拉拢，各个击破，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会下串联，会上突袭，小集团阴谋，拉帮结派。这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绞肉机机制，更有野心，更有权术，更工于宫斗的人会最后胜出。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全部都是这个机制的胜出者。周恩来、张国焘、王明、张闻天、博古被排挤淘汰，是因为他们的权斗不够狠，权术不够精，而与路线无关。最劣者胜出，中国早期领导人中，从人品上看，毛最差。胜出者追求的是中共小集团和个人野心家执政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中国人民和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毛泽东是中共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领导了1930—1931年镇压“AB团”行动。由于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异己的党内同志。毛自承：“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实际上，保守估计，在中央苏区的肃反中被杀害的红军官兵和党员超过一万人。

长征中林彪给周、毛、王“三人团”写了一封信，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表示怀疑，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同时，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也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反映部队中的对“只走路不打仗”的强烈不满的情绪。刘少奇请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在电报上签字。彭德怀拒绝签字，杨尚昆签了字。当刘少奇受到毛的指责时，为了脱身，将责任推到张闻天身上。毛听信了刘少奇对张闻天参与和彭勾结的猜测。毛从此对彭深藏防忌之心，也使毛张结盟蒙上了阴影。会理会议后，毛将杨尚昆调出三军团，而改派自己的嫡系李富春任三军团政委，实负监军之责。

毛进一步在组织人事上扩张自己势力。将与周恩来和莫斯科派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它次要工作，派自己的秘书王首道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毛还任命王首道取代邓颖超负责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将党、军队、白区的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的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毛深知掌握与莫斯科来往秘密电讯的极端重要性，从1935年末开始，毛就直接控制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而不容其它任何领导人插手，从而确保自己在信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获得无人可及的优势与便捷。

为了反对博古，从1934年10月起，毛泽东和张闻天联盟。在毛的诱导下，张闻天和王稼祥相继从原中央政策的拥护者转变为批评者，成为毛取代中央领导的重要支持力量。毛鄙夷张等仅凭背了一麻袋马列教条，却在莫斯科支持下来苏区夺权；毛更反感张以理论家自居，隔三差五即有大报告问世，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毛和张虽在反对博古中央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种战略合作的关系，但毛从未将张放在眼里。张在红军没有根基，只是一个弱势的合作者。张闻天虽然是总书记，他尽量避免与毛发生正面冲突，对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讽一再忍让，奉命唯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扩张党权的第一个大动作出台，由毛而非张闻天,作传达瓦窑堡会议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6年5月，由毛主见美国记者斯诺。

毛泽东为表明自己一贯正确，对于收入《六大以来》的自己的文章，作了精心的选择，将一切有碍于自己形象的文字尽情作了删除。毛还在个别文件的日期上作了手脚。

1943年11月，中央总学委、中央办公厅召开揭发王明错误大会，王明之妻孟庆澍登台为其夫辩护，会场气氛一度对毛泽东十分不利。毛泽东大为光火，将这次批判大会斥之为“低级趣味”，下令终止这种允许被批判者登台辩解的斗争大会。

1938年9月10日，毛泽东笑容满面，热情诚恳地带领延安各界欢迎王明，又拥抱，又亲吻。可是就在不久前，毛泽东还用十分尖刻的语言，说王明是“涂胭脂抹了粉”，“送上门人家也不要的女人”。展现了他变幻多端、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政治性格。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巩固个人的权力，可以言不由衷、信誓旦旦接过其政敌的所有政治主张；他也可以一瞬间完全变脸，说出前后判若两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语言。对毛泽东而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毫不困难。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伴随这个口号，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也被注入到中共体内，带来了长期的困扰。为中国传统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就深受农民造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化的色彩。

延安整风的后果是将鄙视理论、轻视知识分子的风气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扎根于党的理论与实践中。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和个人渺小的观念。

对于个人而言，寻求“得救”一旦成为内心的强烈冲动，就使原本带有强迫性质的坦白反省挟有了一丝愉悦的快意，许多干部为了赢得组织的好感，变得异常积极、主动，甚至不惜以精神自虐的方式渲泄个人的隐秘。一时间，延安出现了群体性的自我悔过的热潮，在坦白内容的广泛性和自我鞭挞的严厉性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先基于共同政治理想而结合的同志关系，慢慢向人身依附的关系转变，冷漠、猜忌、互相防范逐渐取代了同志间的互爱坦诚。口是心非、投机钻营、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之辈渐渐充斥中共党内。具有双重人格的党员在整风审干后开始出现。

毛泽东的逻辑：“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威权之下。

毛氏整风之后，跟随的就是整人。审干、反奸紧随整风。胡乔木透露，1943至1944一年内，延安清出的“特务”共一万五千人，而当时延安有三万党员及非党员干部。甄别后，仍被继续关押在保安处的还有一百多人。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保卫部门押着犯人向山西临县转移，经康生批准，于黄河边全部被处决。这批被杀的人，除了王实味，都没有留下名字。与此同时，在山西晋绥根据地贺龙辖区，也相继处决一批受审人员，被誉为“爱国五青年”的蔺克义，就是被冤杀者之一。

延安的康生，威风凛凛，经常身着俄式皮夹克，足蹬长皮靴，骑洋马，牵洋狗，四名保镖跟随。作为东厂管家，他是延安最令人恐惧的人物。

高岗在个性上，既有小知识分子的能言善道，又兼有农民无产者的狡黠和粗鄙，高岗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极为轻慢，这些都使毛泽东感到高岗与自己在气质上的某种相似，引起了毛的好感。阎红彦因多次揭发高岗在1932年6月临真镇战斗中临阵脱逃而遭到高岗的打击，两次被调离工作岗位派往马列学院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带职学习。毛刘等领导清楚知道阎红彦反映的全部事实，但对高岗的信任仍一如往常。这完全符合毛一贯的用人之道，即“历史问题”可大可小，关键要看跟什么人，站什么线，只要大节无亏，又对自己有帮助，可以不拘小节。十馀年以后。高岗事发，毛泽东想起旧事，让阎在中央会议上揭发高岗。

1939年春，项英指令曾任中共上海剧联书记的扬帆，将江青在沪演艺界表现情况的书面材料发给延安，此电报明确提出。江青不宜与毛泽东结婚。项英此举更进一步增添了毛对项英的反感。1953年，周恩来提议江青做毛泽东的秘书，这是江青合法参政的开始。江青的第一任丈夫黄敬(本名俞启威，俞振声的亲爹)，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八大中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担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见到江青时，随手在江青身上一拍，江青大声尖叫，惊动了毛泽东，毛辱骂黄敬：“你是个老右倾分子。过去不成才，现在还是不成才。你要老实坦白你的问题！”不久黄敬精神崩溃自杀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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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1954年5月12日—2011年12月26日），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因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而知名，其代表作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



早年经历
1954年，高华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根据高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中的自述，他的双亲都不是知识分子。高华的父亲高启发家中贫苦，很小就在电镀厂做童工。高启发靠舅舅资助才上完初中，后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时曾在南京军管会中担任代理科长一职。1949年后，因政治环境变化，南京的前中共地下党员遭到整肃。1954年，高启发被开除中共党籍。1958年，因父亲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高华的家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遭受歧视。文革中，高启发遭受批斗，高华在此期间则是在商店中做工人，但期间仍然通过阅读自学历史知识。文革结束后，参加高考不再对家庭出身作要求。于是，1978年，高华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高华被分配到南京市文物管理局工作，不久再度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

学术生涯
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高华留校任教，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1995至1996年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做访问学者。后升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后记，高华说：“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2005年，应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的邀请，高华决定离开生活了25年的南京，去上海工作，担任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但最后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华无法调入上海，华东师大只能聘请高华为讲座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在弟子黄骏的印象里，高华回到南京时，“情绪上有些低落”。

去世
高华在2007年确诊罹患肝癌]。肝癌的主要成因是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或是酒精造成的肝硬化。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后葬于南京普觉寺墓园。

言论及影响
2006年4月7日，高华在香港科技大学的讲座中提到，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缺糖，中国进口了很多伊拉克蜜枣，“我当时吃过伊拉克蜜枣，伊拉克蜜枣经常有很多细菌，所以造成我们肝炎的流行...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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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俄国学者《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书节选：
俄国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通过研究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封存的绝密级卷宗，出版了《毛泽东：真实的故事》,提供了一些中共党史没有的秘闻。潘佐夫认为，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的确立、他对王明的政治胜利是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才成为可能的；苏共和斯大林在中共成长壮大和毛泽东的政治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毛泽东极其瞧不起老爸毛贻昌。但这并不妨碍他啃老。毛父很不高兴儿子在长沙鬼混、也不找工作，而且几乎每个月换一所学校。每次要换学校，就写信向他要钱。身为学生、未来的绅士阶级，毛觉得自己地位高于士兵、农民和苦力。他向斯诺承认：“（当湘军时）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我还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

毛泽东年轻时一度痴迷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泡尔生的理论使得毛泽东深信，伟人的意志胜过其他一切伦理原则。即“为达目的可不择手段”。毛批注道“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吾则以为，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毛泽东希望成为一位强大、有贡献的英雄，不受任何道德枷锁拘束。“刘邦是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做皇帝的。我认为他应称得上一个大英雄！”他的好友萧瑜说：“在他的野心中，他是以刘邦自况的。” 毛泽东不仅尊敬刘邦，还钦佩湖南暴君汤芗铭。毛说：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杀人万数千也，亦政策之不得已耳。绝不是平等的浪漫思想鼓动他拥抱共产主义。吸引他的是对暴力的辩护、意志的胜利，以及力量的歌颂。

毛泽东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但他最后没去法国。可能是因为他没有通过法国语文考试。

毛泽东年轻时认为自己有下列缺点：（一）感情太冲动，一直陷在情感当中；（二）倾向于主观判断；（三）有点虚荣；（四）太过高傲；（五）很少自我分析，太快责怪别人、不愿承认自己的过失；（六）善于讲大话，却拙于有系统的分析；（七）自视太高；（八）意志弱。

从1920年代末期起，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开始支持毛泽东，甚至当中共其他领导人批评毛，不时出面替他辩护。远东局的报告，高度赞扬朱德、毛泽东部队在各方面都是“最好”的。1935年9月，共产国际已经发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毛是世界共产运动的“模范标兵”。1935年12月，《共产国际》登出一篇褒奖备至的长文，题目是“毛泽东——中国劳动人民的领袖”。1938年王稼祥回国口头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从此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虽然中共直接听从莫斯科指挥，斯大林担心美国介入中国内战。整个国共内战期间，他比毛泽东还更努力企图证明中共和莫斯科关系疏远。1947年起，毛泽东不时表示希望拜访斯大林，但是斯大林不肯见他。他不希望西方国家及蒋介石有理由指摘毛泽东是“苏联代理人”。中共也伪装为新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

斯大林有意挑起中国与美国直接对抗。因此指示安理会苏联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两次缺席安理会重要表决。导致安理会批准了联合国军参加韩战。中美冲突是苏联故意造成的。

热脸贴冷屁股：北朝鲜亡在旦夕，毛有意援朝，但金日成不愿直接向中国求助。因为朝鲜对中国一直存在戒心，宁可求助于斯大林。对中国的主动出兵示意，9月28日朝鲜回信，只暗示求援。朝鲜依然把希望“寄托在斯大林同志身上”，9月29日金日成上书斯大林，恳求他直接介入冲突。斯大林不耐烦地回复说，解决朝鲜问题的上上之策是中国派兵进入朝鲜，他建议朝鲜领导人尽快和中方展开谘商。10月1日深夜，金日成才和中国联系，要求中国出兵朝鲜。

根据保守的官方数字，到了1951年底，两百多万人在镇反中被杀。中国建政头几年的各种运动中，四百多万个“反革命分子”受到镇压。另外两百万人被捕。根据华北军区司令员顾问谢米诺夫将军的回忆，北平防卫司令傅作义和平起义后，从他部属中就抓了两万两千零一十四名人，其中一千二百七十二人立即枪毙、一千四百一十五人判处“死缓”，另六千二百二十三人流放。

1957年，毛访问苏联，赫鲁晓夫陪着毛观赏芭蕾舞《天鹅湖》。第二幕刚完，毛突然起身、走人。他对一头雾水的赫鲁雪夫说：“这么个跳法，用脚尖走路，看得叫人不舒服。不能改个法子跳吗？” 他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时，即使斯大林不在场，他都不敢如此放肆。看芭蕾舞剧《巴亚捷尔卡》时，毛泽东从头到尾乖乖坐着，表演完毕，还捧着鲜花献给女主角。

意大利共产党党魁陶里亚蒂问：“毛泽东同志啊，有多少意大利人会挺得过原子战啊？”毛泽东冷静地回答：“一个都不剩。你为什么觉得意大利人对人类而言很重要呢？”

大灾荒即将发生，毛仍陶醉于中国粮食大丰收的神话。明知道苏联粮食不足，他还故意刺激赫鲁晓夫：“我们正在发愁粮食太多怎么办。你能不能给出出主意呀？”很快中国粮食发生短缺，毛的主意是：“当不够吃的时候，人会饿死，那最好让一半人死掉，另一半人就能吃饱。”这次是赫鲁晓夫伸出援手，于1961年2月27日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愿意供应一百万吨谷物，以及五十万吨古巴糖给中国。他接到周恩来的回信，表示只接受糖。周恩来声称：“我们不愿加重苏联负担。”于是三千万中国人被饿死。

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其中有北大附中十八岁的女学生彭小蒙。她因为以铜扣皮带狠打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而名扬全国。毛泽东听到彭小蒙的“英勇事迹”后，十分欣赏她的凶狠。1966年8月1日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就提到小彭，给她“热烈支持”。毛泽东借着红卫兵扇起文化大革命的野火。他以他的指示、呼吁和大字报毒化这些孩子的心灵，犯下最伤天害理的罪行。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比亵玩年轻人更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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