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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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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声音] 刺杀蒋经国

前言:
       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台湾有228事件,韩国有光州事件。
       而台湾解除戒严,也仅仅是1992年的事情。而促成蒋经国 解除戒严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刺杀事件。
       蒋经国从那一刻开始反思,为什么自己的人民会反对自己,甚至不惜行刺。蒋经国最后放下了屠刀,解除了戒严。
       而刺杀蒋经国的那两位英雄,至今还活着,在台湾平静的生活着。

       当然,下面这篇文章是 微信里面转出来的,所以“蒋匪”,“台独” 的词语,笑一下就好。




正文:《蒋经国在美遭刺杀,2名凶手结局如何?有一人26年后回台湾成高官》

1949年在大陆成了“过街老鼠”的国民党政权,悻悻逃往宝岛台湾。
蒋介石本想着借台湾当跳板,做“反攻”的打算。
可国民党并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台湾兴风作浪,搅扰的民不聊生,以至于很多台湾百姓都对其恨之入骨。
1970年台湾地区接班人蒋经国应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之邀,赴美访问,刚在洛杉矶下飞机,就遭到了留美台湾群众的抗议。

后来,蒋经国到白宫会见尼克松总统,车队还没进华盛顿,示威的台湾百姓就已经挤满了街道。
蒋经国一心想要美国的军援,顾不上民怨沸腾和潜藏的危险,又去纽约进行访问。
谁知,蒋经国刚到他纽约,就遭到了两名枪手的刺杀。
如果不是美国警方舍命相救,想必台湾省的未来定会改写。

刺杀事件发生后,2名凶手的结局又分别如何?
刺杀蒋经国的凶手,1个叫黄文雄,另1个叫郑自才。
他们跟蒋家有私仇也有公恨,所以才会铤而走险的选择在公开场合刺杀。
事后两名凶手均被判刑,郑自才在刑期结束后于1991年回到台湾,又被当地法院以非法入境罪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至于黄文雄,则在1971年从美国潜逃,在刺杀事件的26年后,即1996年才回到台湾。


在美险些遇害
1940年4月24日早上,蒋经国一行在美方层层安保的护卫下来到了纽约皮埃尔酒店。
从机场到酒店的这一路,围满了来自台湾的抗议群众,他们高声呐喊,让蒋家政权退出台湾。
对此,蒋经国早已见怪不怪。
在他飞抵美国的几天里,这样的游行示威他不知见了多少次。

中午11点,蒋经国按照行程安排,去往博拉萨酒店出席午餐会。
蒋经国入住的皮埃尔酒店,与午餐会的博拉萨酒店只有一街之隔,驾车不过十分钟的路程。
蒋经国乘坐的凯迪拉克还没等停到博拉萨酒店门口,美方的警卫人员早已在两侧严阵以待。
紧接着,两名安保上前为蒋经国打开车门,一左一右护卫着他进入酒店大厅。

酒店旁边的广场上熙熙攘攘地站了很多人,他们分成两派,一派是蒋家父子的支持者;另一派则是他们的反对者。
两方人员互相叫喊己方阵营的口号,并怒斥对方。
蒋经国知道,这种时候最容易被人刺杀,所以他只想快点进入酒店大厅。
进入酒店要经过四级台阶,再经过一个旋转门。

美方的两名安保人员在前面为蒋经国开路,其他的随行人员和大批安保人员,则紧紧地跟在蒋经国身后。
蒋经国小心翼翼地走完台阶,刚要进入旋转门,离他七八米远的地方,忽然跳出来两个人。
其中一人手持0.25口径的贝瑞塔手枪,直愣愣地对准了人群中间的蒋经国。
紧要关头,蒋经国的左后卫美国警员苏尼兹大喝一声:“趴下!有枪!”
苏尼兹的话还没说完,凶手的子弹就已经上膛。

关键时刻,警员沙德两步作一步,冲到刺客身边,猛地抬起他拿枪的手。
只听“嘭”的一声,子弹迅速出膛,贴着蒋经国的头皮飞快地往前奔去,打在了酒店的木壁里。
凶手距离蒋经国非常近,他还曾在马祖上接受过军事训练。
如果不是沙德眼疾手快,他肯定不会被打偏。

蒋经国也非常幸运,如果苏尼兹晚察觉一秒,或者沙德动作慢了一些,蒋经国的头颅肯定会被子弹射穿。
沙德扑倒凶手后,反应灵敏的凶手还想调整姿势再补一枪。
此时,另一名警官一个箭步冲了上来,和沙德一起将凶手制服在了旋转门里。
护卫人员蜂拥而上,缴了凶手的枪,又给他戴上了手铐。
而凶手的另一名同伙,也很快被制服。
险些命丧黄泉的蒋经国,在两名凶手被擒获之际,在其余安保的护卫下进了酒店事先安排的休息室。

美国警方将凶器抓进了塑料袋里,拿到蒋经国的面前给他看。
蒋经国表现得比较镇定,而沈剑虹则后怕地跟他说:“我们和历史,只有一根头发的距离。”
彼时中美还未曾建交,而蒋经国的身份又是台湾地区的接班人,也算是重要的外交人物。
他在美国险些被杀,对美国而言,这是一起恶性的外交丑闻。

美国为蒋经国布置的安保,总共分为内中外三层:
内层是高级警探和随行人员;中层则是美国制服警察和便衣警察混编而成;外层主要由美国警局人员组成。
安保手段如此严密,可两名凶手还是混到了卫队中层。

如果美国不对此事进行详细的说明,并对安保体系进行整改,那么再有人前去进行外事访问,则必然会提心吊胆。
奇怪的是,遇刺案发生后,美国方面和蒋经国本人都选择了低调处理。
美国给出的解释非常敷衍,称两名凶手(黄文雄和郑自才)皆是黑头发黑眼睛的黄种人,安保将其当成了蒋经国的随行人员。

一向喜欢刨根问底、搅弄是非的美国媒体,也没有对此事进行追踪报道。
至于蒋经国,也没有就此事向美国方面问责,事后就和什么都未曾发生一般。
因此,当时还兴起了一种“阴谋论”。

有不少人推测,蒋经国遇刺是美国方面故意纵容凶手。
在蒋家政权偏安台湾后,就与美国方面关系很微妙。
蒋介石始终认为是美国对自己援助不够,才导致其落荒而逃。
而美国则认为,蒋介石过于依赖援助,并且很不满他掀起的白色恐怖。
遇刺案发生的1970年,恰逢蒋介石退居二线,政权向蒋经国过渡期间。
美国不愿意蒋家继续在台湾独裁,所以才允许凶手光天化日之下作案。

其实这种推断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即使美国想铲除蒋家势力,完全没有理由在自己地盘动手;
其二,既然美国默许此事,苏尼兹和沙德还有其余警卫,为何要阻止蒋经国被杀。

不共戴天的“国仇家恨”
公开刺杀有一定的成功率,但杀手本人很难逃出生天。
那么,黄文雄和郑自才,为何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枪击蒋经国呢?
黄文雄在1964年拿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并进入该校社会学研究所学习。
两年后,黄文雄又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郑自才在1962年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纽约某知名建筑事务所担任设计师。
黄、郑,二人都有着不可限量的前途。
值得一提的是,黄文雄的妹妹黄晴美,还是郑自才的妻子。
也就是说,黄文雄是郑自才的大舅哥。

他们刺杀蒋经国的首要原因是,1950年初到台湾的蒋介石搞得全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还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扫匪行动”。
而黄文雄和黄晴美的父亲,也就是郑自才的岳父,当时被国民党不由分说的逮捕入狱,而后被迫害致死。
自此,黄家兄妹就把蒋家父子当成了杀父仇人。
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们选择对蒋经国下手,就是要报当年的血海深仇。

第二个原因,黄文雄和郑自才都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子”。
“台独”势力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就存在,1949年后他们将大本营转移到了日本,到了60年代,其又在全美各地开枝散叶。
黄文雄出生于日治时期的台湾,他的父亲曾担任过新竹自来水厂厂长。
大学时期的黄文雄,虽然腼腆寡言,但因为父亲的郎当入狱,对国民党政权恨之入骨。
在来到美国后,他又与当地的“台独”势力有了接触。

至于郑文才,则是到了美国后才有了所谓的“台湾意识”。
1967年蒋经国访问日本时,美国的“台独”势力,就想着日本的组织成员能有所行动。
可直到蒋经国顺利返回宝岛,美国“台独”也一直没有等来“好消息”。
如蒋经国刺杀案从犯赖文雄所言:“当蒋经国平安回去后,我们开始懊恼了。心想:他来美国时,我们要怎么办?还可以不做表示吗?”

因此在1970年4月,黄、郑、赖等“台独”分子从电视上得知蒋经国访美的消息后,决定有所行动。
“台独联盟”的主要联络人陈荣成,用经费在路易斯安纳州的一家枪店里分两次购买了两把手枪。
黄文雄和郑自才主动请缨,揽下此事。

关于当时的主要动机,黄文雄多年后接受采访回忆称:“我只是想要台湾(地区)能有更多的可能性,打乱蒋家的接班计划,重新挑起国民党高层斗争,目的非常有限。”
郑自才也说:“就是不想让蒋家顺利接班,若刺蒋顺利,可以挑起国民党内争取接班的派系斗争。”
黄文雄和郑自才拿到手枪后,就谁执行刺杀展开了一场讨论。

黄文雄认为,自己孤家寡人,无牵无挂,又曾在马祖服过兵役,有使用手枪的经验,所以他来扣动扳机最合适不过。
妹妹黄晴美和妹夫郑自才,负责给自己做策应。
黄晴美预先将枪支藏在自己的皮包里,而郑自才分发传单混淆视听。

刺杀当日,黄晴美在酒店东南方将手枪给了黄文雄。
黄文雄发现,酒店走廊无人守卫,于是大摇大摆地靠近了旋转门。
待蒋经国即将抵近时,黄文雄靠到他的身边,就要开枪。
于是,就发生了苏尼兹高呼“有枪”,而沙德迅速动手的那一幕。

黄文雄被压在旋转门后,高呼:“让我像个人一样站起来!”
郑自才看着这一幕,也不忍独自逃跑,想着上前抢救。
郑自才还没等走到黄文雄的身边,就被美国警察用警棍打倒在地。
刺杀蒋经国,自此落下帷幕。

重返宝岛台湾,竟然成高官
黄文雄被美国警方押解至纽约市西第五十四街管区警局,而郑自才则因脑部受伤被送往医院急救,病愈后也被送到了黄文雄所在的警局。
警局在掌握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曼哈顿法院分别对黄文雄和郑自才提起诉讼。
黄文雄的罪名是涉嫌杀人未遂,携带危险武器,妨害公务等;郑自才则被控帮助杀人未遂与妨害公务。

与此同时,海外“台独”势力在紧锣密鼓的布置营救计划。
他们筹措二十万美元,为两人缴纳保释金。
帮助杀人未遂的郑自才,只在监狱待了一个月零六天就成功出狱;杀人未遂的黄文雄,也坐了不到三个月的牢。

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二人决定放弃保释金,先走为上。
1971年,黄文雄选择灯下黑,北上逃往加拿大,自此再未露面,直到1996年。

但郑自才没有那么幸运,他带着妻女逃到了瑞典。
本想着在此度过余生,没想到好日子过了没有两年,就被美国引渡回去。
重新返美的郑自才,被美国当局以企图谋杀罪和唆使罪起诉,自此正式入狱。

坐了22个月的牢,郑自才获得了假释。
出狱后郑自才马不停蹄的前往瑞典找妻子黄晴美,可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夫妻早已不是原来的夫妻。
心灰意冷的郑自才,又去加拿大投奔了黄文雄。

郑自才在加拿大结识了吴清桂,两人迅速确立恋爱关系,并登记结婚。
随着年龄的增长,郑自才思乡情切。
于是,1991年,他铤而走险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宝岛台湾省。

台湾省以非法入境为由,判处郑自才1年有期徒刑。
服刑中的郑自才还想着踏足政坛,他委托妻子吴清桂给自己报名参选台南县县长。
因为当年刺杀过蒋经国,使得郑自才人气高涨,是民进党的第一名。

奈何县长选举登记时,他的刑期还剩下三天,与台南县长失之交臂。
出狱后的郑自才重拾画笔,做起了景观设计。
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参政的梦想。

只是政治对手陈唐山手段过于高明,让郑自才成了孤家寡人。
随后的二十余年里,郑自才仍然想着以惊世骇俗的语言获得人气。
可他的思想跟不上潮流,终被时代抛弃。

2017年,心灰意冷的郑自才,宣布再不涉足政坛。
如今的他只是名义上担任职务,但并不负责任何事务,平日里以建筑设计为生。

至于黄文雄,在1996年从加拿大偷渡回了台湾省,当局本想以此为罪名起诉黄文雄,但黄文雄却奇迹般的胜诉。
黄文雄发表了关于人权的公开演讲,并在1998年成立了“台湾(省)人权促进会会长”。
值得一提的是,黄文雄与陈水扁关系颇为要好。
在陈水扁主政宝岛时,黄文雄辞去了会长职务,安心当陈水扁的顾问。

陈水扁下台后,黄文雄重拾自己的人权事业,并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推动人权教育。
2022年,距离“四二四刺杀案”已经过去了52年。
黄文雄和郑自才一个85岁,一个84岁,提及年轻时的冲动之举,他们仍表示绝不后悔,只是遗憾行动未曾成功。



附录:维基百科《四二四刺杀蒋经国案》

四二四刺杀蒋经国案,是1970年时任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访问美国期间,于4月24日在纽约市广场饭店门口被台湾留美博士生黄文雄枪击刺杀未遂的事件。

背景
1960年代末期,当时仍在海外活动的台湾独立运动主要以日本为基地,但台独运动已在美国萌芽,如“全美台湾独立联盟”(The 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简称UFAI)于1966年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成立。[1]1970年1月1日,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宣布成立。1月3日,于1964年9月发表《台湾自救运动宣言》而遭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特务重重监控之下的台大政治系原系主任彭明敏在国际友人协助下以易容术与假身份潜逃瑞典。同年2月8日,江炳兴等人所策划的泰源事件武装革命未成功。

1970年4月4日纽约时报披露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的儿子、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将应美国国务卿罗吉斯之邀访问美国,以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援助。在得知蒋经国即将访美的消息后,同为台独联盟盟员的郑自才(1936-,时年33岁,国立成功大学建筑学系毕、卡内基美隆大学硕士、任职于纽约知名建筑师Marcel Brueuer事务所)、黄文雄(1937-,时年32岁,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系毕,匹兹堡大学硕士、康乃尔大学社会系博士生)、黄晴美(1939~2018,时年30岁,黄文雄妹、新竹女中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英语学系毕、匹兹堡大学社会系研究所肄业、郑自才妻)决定要对蒋经国有进一步的行动。

黄文雄、郑自才等决定以刺杀蒋经国来向国际社会表达自己的心声,为台湾干掉独裁者,让台湾有新的可能性。[2]1970年2月28日,负责美国台湾独立联盟的海外联络人陈荣成,以联盟的活动经费于路易斯安那州购得点25口径Beretta手枪及子弹50发,登记号码G42964。1970年3月2日,陈荣成再次购买点22口径Beretta手枪及子弹50发,登记号码39442,事后分别由枪店老板为证人作为证词。但1970年4月17日,陈荣成将枪支交付给位于纽约的郑自才时,嘱咐这两把枪械只能拿来做为练习用途,并不知道这些枪械之后作为暗杀之用。[3]黄文雄认为自己未婚、较无家累牵挂,因此自愿负责开枪。[4]黄文雄在马祖当预备军官排长时练过射击枪法,郑自才取得手枪后与黄文雄于19日在长岛海边空旷处矮树丛练枪、场勘、现场行动等均仅黄家兄妹与郑自才参与,被郑称为“黄郑两家的除暴行动”。[5][2][6]

曾于4月17日与郑自才讨论并参与23日行动前夕四人确认的台独联盟盟员赖文雄(1934-2012,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所毕)[7]在2000年回忆这个计划的缘由[8]:

“    事实上,蒋经国要来美国之前,先去了日本(1967年底)。当时我们很高兴,心想“在日本的同志一定会把他修理掉”,我们就在等;然而他又平安回到台湾。原本我们认为,日本的同志在台湾独立运动的历史及时间上都比较久;在美国成立本部之前,我们一直都是受他们的领导,他们应该会有行动。所以当蒋经国平安回到台湾后,我们开始烦恼了,心想:他来美国时,我们要怎么办?还可以不做表示吗?    ”
刺蒋过程
1970年4月18日,蒋经国赴美做为期十天的访问。在蒋经国访美之前,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蔡同荣即致函美国总统尼克森,要求其停止对“蒋家政权”的援助[9]。4月18日蒋经国抵达洛杉矶时,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即揭开反对蒋访美的示威游行。4月20日,蒋经国到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60位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成员手持“我们就是台湾”及“台湾要自决与自由”等标语,并高喊口号;同日,蒋经国要到白宫访问尼克森时,华府地区台独联盟再到白宫前举行第三次反蒋示威,并散发传单表明:“台湾需要的是自由,不是军援!”[10]

4月24日,蒋经国到纽约市广场饭店,纽约区的台独联盟成员举行第四度示威游行时,终于发生黄文雄开枪刺蒋未遂被捕的事件。黄文雄在旅馆正门的东南角从将枪藏在自己皮包里的妹妹黄晴美处取得手枪,发现无人守卫走廊,就静静地朝旋转门走过去。近中午时分,蒋经国的座车驶抵广场饭店参加美东工商协会的餐会,蒋经国在随扈与美国警察的护卫下登上石阶、走向饭店旋转门门口。就在此时,黄文雄钻到簇拥著蒋经国的人群里逼近他身边时举枪欲击发,一位机警的美方人员迅速由下往上将黄文雄持枪的手托高,因此子弹于蒋经国头上约20公分飞过,并没有打到蒋经国,而是射向饭店旋转门上方的玻璃。黄文雄当场被制伏,被压倒在地的黄文雄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让我像个台湾人一样地站起来!)见状上前抢救的郑自才也被警棍击倒在地,头部流血受伤而被送到医院急救。两人在被押进美国警车时,仍一直高喊:“台湾独立万岁!”[11][12][13][2]

判刑与流亡
黄文雄、郑自才两人被送到纽约市西第五十四街管区警局,并于4月29日被曼哈顿法院起诉。黄文雄被控杀人未遂、携带危险武器、妨害公务等,郑自才被控帮助杀人未遂与妨害公务。四二四刺蒋的枪声,立即引起全世界对台湾独立运动的注目,美国、日本、欧洲、加拿大各地的电台与各大报纸均以头条新闻大幅报导,同时也掀起海外台独运动的高潮。为了救援黄文雄和郑自才,海外台湾人设立“台湾人权诉讼基金”(Formosan Civil Liberty Defense Fund),各地发起救援募款以筹措黄郑二人的保释金20万美元。郑、黄二人先后在5月26日(9万)和7月8日(11万)被保释出狱。[14]

1971年6月,黄文雄、郑自才弃保逃离美国。1971年8月,郑自才向瑞典寻求政治庇护。不过在1972年6月30日,美国政府向瑞典政府提出引渡郑自才的要求,将其押回美国审判;1973年8月8日,郑自才被美国纽约法院判处5年企图谋杀罪、5年唆使罪,同时入监执行。郑自才在服刑22个月后获得假释,先后定居瑞典与加拿大。1991年1月,郑自才回台湾被拒入境;1991年6月,郑自才再次返台;1992年,法院以非法入境,判处郑自才一年有期徒刑[15];黄文雄则于1971年11月潜逃加拿大后从此未曾露面,直到1996年春季经过26年的流亡才偷渡回台湾公开露面。假若黄文雄当时未参与刺蒋案,黄文雄可能会是台湾第一位留美的社会学博士。[16]

台独运动走向
此案引发台独联盟内部对以实际行动或及和平促进台湾自由的路线之争,亦导致首任主席蔡同荣宣布不再连任。郑自才即表示“蔡同荣、张灿鍙、陈隆志这些领头都太保守了。”事件后,郑自才与黄文雄都离开台独联盟[17]。

负责购买该案枪支并登记于其名下的陈荣成,在2015年出版《我所知的四二四事件内情:1970四二四纽约刺蒋案》一书称不想再“沉冤莫白”,因为负责行刺的黄文雄所使用的枪械是登记在他的名下,加上郑自才提及“要证明我有罪,唯一的证人就是陈荣成”,但是他当时积极反对在美国做这种事。陈荣成表示:“之前台独联盟的预定计划是:不排除在台湾岛内进行武力抗争,并不是在要美国进行武力抗争……联盟同志及各报章杂志三番两次对我的污蔑,使我有如哑巴吃黄莲……这30几年来,一直不托出真相的原因有三:(一)对于郑自才来说,他的牺牲很大;对我无理的控诉,我也不去计较,以保持台湾人对他的好印象。(二)牵涉到美国法律问题。(三)不顾个人的英雄行为,将台湾独立联盟被美国政府列为非法暴力组织,中了国民党的计。”[18]提供该案枪支、后来出庭作证的陈荣成,成为法院判决郑自才有罪的关键证人;自此,郑自才与陈荣成不再交谈[17]。

2017年2月,郑自才说,蔡同荣在该案中开车载他与黄文雄到纽约广场饭店后就失联,当时洛杉矶一场由台独人士王文宏策划、代号“镇山”的刺蒋案也是如此,多年后他返回台湾公开这些内幕也引来蔡同荣“灭火”。他还说,蔡同荣任职民间全民电视公司董事长期间,某日找他在台北市八德路三段民视第一代总部附近一对一吃饭,请他受访时不要再说“蔡同荣在最后一刻失联”之类的话,甚至想把台北市内湖区民视新总部设计权给他以堵住他的嘴,但他未多理会,毕竟“现在这个时代都要公开竞标比稿啊”[17]。

政治影响
黄文雄日后受访时表示:

“    我只是想要重新打开政治的可能性。自己行动之前已经审慎评估与思考,目的非常有限,只是希望能够打乱当时蒋家接班计划,重新挑起国民党内的权力斗争,借此松动当时的高压统治,为台湾的政治社会发展打开让人民喘息的空隙。……这是场政治运动,我要针对的是制度而非个人。不该高估他开枪这件事,高额交保费的筹措,对国民党政权的冲击应该更大。[12]    ”
郑自才也表示:

“    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想让蒋家顺利接班,若刺蒋顺利,可望挑起国民党内争取接班的派系斗争。[17]    ”
台湾史学者李筱峰评论该案对台湾政治发展的影响[19]:

“    这次的刺杀行动虽然失败了,蒋经国也果然在两年后(1972.5.29)接掌行政院。不过,蒋经国在遇刺逃过一劫之后,心中盘踞著一个问题,他这样问身边的人:“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
“    蒋经国自从那一次遇刺之后,就没有再出国。不过,正式主政的蒋经国,显然较诸于五〇、六〇年代的政治有了不同的作风。最明显的是,开始起用台籍政治精英,让台籍人士崭露头角,而被称为“本土化”的开始。……此外,整肃异己的政治案件虽然没有在蒋经国主政后绝迹,不过数目显然减少许多,而且处刑也较宽缓,不像五〇、六〇年代动辄就枪毙处决。    ”
台湾史学者张炎宪这样评论该案在台湾历史的地位[20]:

“    在台湾人长期反对外来政权统治的过程中,从日本时代到目前,可以说:不断有人在追求台湾独立、台湾人能当家做主。我相信:郑自才、黄文雄在这个事件所表现的,正是台湾人的一种意志、一种对统治者的反抗;不管这个反抗成功或失败,它都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的意志和想法。……我想,他们那一代的人为此可说没有白活:他们在历史留下一个纪录,表明了台湾人为什么要反抗蒋经国、为什么反抗国民党、为什么有这样的主张?我想,后来的人都可借此反省,而把这些经验变成台湾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
文化回响
导演冯贤贤、李惠仁等已于2021年募资展开筹拍《那一枪》(The Assassins)纪录片,以记录历史、纪念曾用行动和思考奉献给台湾这块土地的所有先辈。[2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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