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灭亡，是一个长时段、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历史过程，绝非一人之过。然而，在追溯其衰亡的轨迹时，权臣史弥远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关键节点。他并非王朝的直接终结者，却在南宋国祚尚有可为的时期，通过长达二十六年的专权，为这个政权注入了致命的慢性毒药，从根本上侵蚀了其生命力。
一、史弥远专权的形成及其对南宋政治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史弥远的权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精准的政治投机和冷酷的权力斗争建立的。其核心手段与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废立之功”——权臣政治的顶峰与皇权虚化
史弥远权力的真正奠基石，是其策划的“沂王易储”事件。宋宁宗驾崩后，他违背宁宗遗诏，废黜皇子赵竑，另立宗室赵昀，是为宋理宗。这一举动，使理宗的皇位合法性先天依附于史弥远，从而开启了“权相在相位，天子在禁中”的畸形政治格局。皇帝成为傀儡，皇权这一国家最高权威被彻底架空，导致中央决策系统的瘫痪。此后的二十余年，理宗形同虚设，国家大政方针，从人事任免到内外政策，皆出自史弥远一人之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权臣干政的极致表现，其对国家政治伦理和权力结构的破坏是颠覆性的。
党同伐异——官僚体系的僵化与人才断层
为巩固权力，史弥远大肆培植党羽，其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同时，他残酷打击异己，尤其是对以真德秀为代表的、富有民族气节和实干精神的“道学”名臣进行长期压制和排挤。这造成了两个致命后果：首先，朝堂之上，阿谀奉承之风盛行，正直敢言之士要么被罢黜，要么选择沉默，导致决策过程缺乏有效监督和不同意见的参照，政治生态日益腐化。其次，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断层。当史弥远集团占据高位时，真正有能力、有担当的士大夫群体无法进入权力中枢。待到史弥远死后，理宗亲政，朝中已尽是庸碌之辈，仓促提拔的吴潜、丁大全等人亦非治世良臣，政治动荡与内耗仍在延续。
坐失良机——对外部威胁的麻木与战略机遇的流失
史弥远专权的时期（1208-1233年），恰逢北方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的关键窗口期。蒙古崛起，并对金国展开了毁灭性打击。这本是南宋“联蒙灭金”以收复中原，或至少是强化自身防御、休养生息的战略机遇期。然而，史弥远治下的南宋朝廷，全部精力都耗费在内部权力斗争上，对北方的巨变反应迟钝，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朝廷上下耽于安逸，军事废弛，财政混乱。当金国即将灭亡，蒙古铁骑兵临长江之时，南宋才仓促应对，但此时早已错过了最佳的备战时机。史弥远之过，不在于他直接导致了战争的失败，而在于他浪费了南宋最后的、也是最宝贵的二十余年和平时光，使得国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迎来了史上最强大的敌人。
可以说，史弥远像一个高明的园丁，却用错误的方式修剪着南宋这棵大树。他剪除了所有可能挑战自己的“杂枝”（正直的士人），却任由腐败和内耗的“蛀虫”侵蚀树干，最终让这棵树虚有其表，内里早已腐朽，无法抵御任何强烈的风暴。
末世的裱糊匠与掘墓人：贾似道在危局中的挣扎与崩溃
与史弥远相比，贾似道所处的历史舞台则完全不同。他登场之时，南宋已是风雨飘摇，蒙古大军的威胁已是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他更像一个试图裱糊一间漏雨破屋的工匠，尽管手段备受争议，但其行为逻辑与史弥远有着本质区别。
二、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比较分析
时代背景与权力性质的差异
史弥远：身处“蒙古灭金”的外部环境相对缓和期，其核心任务本应是内修政理、外固边防。他的权力建立在颠覆皇位继承的“非常之功”上，是一种纯粹的、以巩固个人地位为首要目标的内向型权力。
贾似道：面对的是蒙古灭金后，矛头直指南宋的生死存亡之局。他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外戚身份及应对军国危机的“救火队长”角色。其权力运用，无论对错，都与“抗蒙”这一时代主题紧密相连，是一种应对外部危机的外向型权力。
政策作为与历史影响的对比
史弥远：其政策核心是“守成”与“维稳”，但这种稳定是建立在压制一切活力与异见基础上的僵尸式稳定。他对内政的“贡献”是负面的，即系统性地破坏了南宋的政治肌体和人才储备，为后来的崩溃埋下了最深的伏笔。
贾似道：他的政策更具争议性和复杂性。一方面，他推行“公田法”，试图通过向大地主阶级回购土地来增加军费，这触动了士大夫集团的根本利益，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离心离德，但他此举的初衷确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的财政问题。另一方面，他在军事上既有鄂州之战解围的功绩（尽管其中有议和的成分），又有丁家洲之战一溃千里、葬送南宋主力大军的弥天大罪。同时，他也如史弥远一样，通过“打算法”等手段排斥异己，蒙蔽君主，这体现了权臣的共性。
历史罪责的层次与性质
史弥远的罪责，是“病根”之罪。 他是南宋政治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败的始作俑者。他没有直接面对亡国的结局，但正是他，让南宋这部国家机器锈蚀、失灵，使其在面对真正的挑战时不堪一击。他的责任是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如果说南宋的灭亡是一场悲剧，史弥远就是那个挖空了舞台地基的人。
贾似道的罪责，是“送终”之罪。 他接手的是一个已病入膏肓的政权。他的改革措施（如公田法）虽然加剧了内部矛盾，但也反映了末世求存的无奈与挣扎。他最大的罪过在于军事上的惨败和政治上的欺瞒，这直接加速了南宋的物理性灭亡。他就像一个医术拙劣的医生，面对一个早已被史弥远折腾得元气大伤的病人，开出了一剂猛药，非但没能救命，反而催化了死亡。他推倒了那块摇摇欲坠的最后基石。
结论
综上所述，史弥远与南宋的灭亡，是一种深层的、因果链条更长的关系。他通过长期的专权，系统性地掏空了南宋的政治根基，固化了腐败的利益格局，扼杀了国家的自新能力，是南宋从“有可为”滑向“不可为”的关键推手。他的历史罪责，在于其对王朝生命力的长期、慢性、且不可逆的侵蚀。
相较之下，贾似道更像是一个历史的悲剧性人物与罪人的结合体。他在危局中上台，其政策既有应对危机的一面，也充满了权臣的自私与专横；其行为既有试图挽救危亡的努力，更有导致最终崩溃的直接责任。若无史弥远在前二十余年打下的“病根”，南宋纵然面对蒙古强敌，也绝不至于羸弱至此。而贾似道，则是在这个千疮百孔的末世棋局上，走出了导致满盘皆输的最后几步棋。
因此，论及南宋灭亡的责任，史弥远是那个让大厦梁柱腐朽的“蛀虫”，其罪在隐而深；贾似道则是那个在大厦将倾时，非但没能扶住，反而因其错误举动而加速其倒塌的“最后一推手”，其过在显而急。二者共同构成了南宋末年权臣政治败坏国事的完整链条，但追根溯源，史弥远所造成的系统性、结构性破坏，无疑为南宋的最终覆亡埋下了更深、也更致命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