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的每一轮骚乱中，从Gucci到Nike，从Best Buy到Apple Store，主要购物街上的几乎每家商店都被洗劫一空。唯独有一扇门，始终完好无损——BookMonster，西木区那家面积不大，却每次都幸免遇难的独立书店。自2012年起，它已经挺过了7次城市骚乱、4次零元购浪潮、两任市长和无数次社会崩塌预演。



安保摄像头记录下了整整一个世代的消费自由主义革命。这家二手书店像一位老僧，坐在烈火边闭目念经，任凭雨点砸在街对面，看着别人家的iPad和香奈儿喷涌而出，自己这边却连一个页码都没被掀动过。这是每次骚乱废墟中浮现出的最令人回味的花絮之一。



“为什么他们从不抢这家店？”每次抗议活动最终爆发为内乱时，都会有人问这个问题。媒体和公众都在摸索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抢劫者从商店里拿走了他们可以带走的所有东西。衣服、电脑、披萨、炸鸡、家具、玩具、药物……但奇怪的是，他们从来没有碰过这家书店。



在得到回答之前，《赫芬顿邮报》又进一步提出了充满矛盾的新的问题：“这家书店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骚乱者尊重阅读，还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书？”如果是因为前者，无疑会让那些想在骚乱中看到合法抗议核心精神的人感到振奋；而如果答案是后者，则会让那些喜欢把骚乱者看作是无脑白痴的人感到安心。



打劫可以不讲道理，但不可以不讲分寸。书店是所有人都默许不该被抢的地方。书不值钱，但书不该抢。就像做梦不赚钱，但你不能掐醒一个正在做梦的人。在全球各地的暴乱中，不抢书店，已经成为了某种约定俗成的文化默契。这是一种充满尊重的约定——书籍不是商品，它是我们最后的体面。正如一句伊拉克谚语所说：读者不偷，偷者不读。



社会学家赫伯特·金顿在他著名的《商品羞耻》一书中写道：“人们不是在抢劫，他们在重新定义公正。”这句话第一次在BookMonster门口贴出来的时候，是2020年。当时附近的CVS药局被整个搬空。马路对面的Urban Outfitters连试衣镜都被搬走。



而BookMonster，门没锁。灯还亮着。仿佛那不是一家书店，而是个结界。很多理性尚存的暴乱者主动搭起人墙，阻止其他疯逼对它下手。店里甚至在播放《1812序曲》，就像V在炸掉伦敦地铁时燃配合放起烟花。



在那种血脉贲张、荷尔蒙上头、裤衩都能当面具的时刻，人们还能对着书店迟疑、停步、低头。“抢书就像偷镜子，没有人想在怒火中看到自己。多数人在那一刻，不愿面对自己还不会驾驭的东西。如果说抢LV是为了填补面子上的洞，那抢书只能暴露灵魂上的裂缝。”曾参与保护BookMonster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教授认为，抢冰箱是怒火，抢鞋是尊严，抢书则是背叛。



骚乱者确实进来了。他们推门，进店，甚至顺手翻了两本。一个头戴滑板头盔的少年打开一本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翻到第36页，念出那句：“自由即不被别人强迫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他沉默着缓缓把书合上，然后——离开了。



“如果抢劫是一种声明，”书店店主比尔·迈耶斯说，“那么放下书走人，也是一种声明。”当我们把一双球鞋从货架上塞进塑料袋，我们带走的是品牌；当我们把一台音响从玻璃柜台里取出来，我们带走的是低音炮的轰响；但当你拿起一本书，你面对的不是Logo，而是一个人的脑浆——带血的思想碎片，经过排版和校对后，还依然保持着最原始的呐喊。这很可怕。



骚乱者不抢书，是因为书比LED电视更闪亮。书籍的光芒不映射在眼里，而是在脑子里——那是自我意识的冷光，是一种在混乱中仍然企图理解这个世界的光。而在真正的暴乱现场，自我意识是一种危险的负担，是行动力的绊马索。11（唯一一家不会被抢劫者破坏的商店）暴乱者，虽然在行为上如同掠夺的猛兽，可他们仍保留着一个人类最根本的情感——他们不愿被书评判。他们可以撕碎整条商业街，但面对《安娜·卡列尼娜》的注视，他们低下了头。这就是为什么每个零元购的夜晚，BookMonster都可以如大教堂般稳坐原地。它不属于此地的任何一种可得性逻辑。它是一座暗夜中的知识哨所，是抢劫者内心羞耻系统中最后一座没有崩塌的地基。



BookMonster卖旧书，但从不打折。它卖的是最贵的东西——阅读的沉默、理解的痛苦、和文明最后的喘息。它收银台上的标语写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价格亦然。它的推荐书单干脆就有点反人类：《苏菲的世界》和《情绪勒索》放在儿童读物区；《丑陋的中国人》被放在“自助游地图”书架上；《骆驼祥子》被归在“性别与运动”子类下。于是你会看到一个用头巾蒙脸的年轻人，在“当代酷儿哲学”标签下抽出一本《金瓶梅》，然后沉思、皱眉、羞愤、放回。这一套动作，如宗教仪式般标准，几乎成了零元购爱好者在BookMonster独有的阅读仪式。



一位曾参与3次骚乱的匿名受访者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可以把沃尔玛搬空，但我不能从BookMonster偷出一本《1984》。”他顿了顿，说：“那玩意儿，会盯着我。”这就是关键所在。在暴乱现场，一切被抢的物品都有一个共性：它们闭嘴。鞋子不质问你穿它的意义，手机不会关心你用它来刷啥。但书会。书是唯一会在你翻开它的一瞬间，反过来凝视你的东西。而这种凝视，不是信息，是审判。



“我们店里唯一被偷过的，是一张马克思的书签。”比尔·迈耶斯说。上个月的街头对峙很快演变成武斗。但店主毫不在意。他观察所有，记录所有，见证所有。手持石块和燃烧瓶，从他身边匆忙经过的黑皮肤小伙对他露出微笑，然后把武器投向全副武装的警员们。老比尔没慌，他抽了一根烟，说：“没事，我有卡夫卡。”



“保护好你的店，我们以后会需要那些书。”一位从冲突前线被搀扶下来，额头流血的女孩和他说。骚乱发生时，店门敞开。这个女孩曾经进来，衣服上还沾着H&M的防盗扣印痕。她站在“灾难叙事”专区前发呆5分钟，最后拿起一本《鼠疫》。她没有买，她也没偷，只是翻开了第一页。她走出书店后坐在人行道上，抽了一根烟，然后哭了。



这就是书店之所以没被抢的根本：书籍不是拥有性商品，而是体验性符号。人们不会在一场愤怒的浪潮中，去掠夺一个需要慢慢理解的东西。就像你在拳击台上，不会突然停下来思考《哈姆雷特》；你在砸店时，也不愿面对《存在与虚无》。BookMonster是一座反冲动社会的避难所。



Book Monster在2023年时遭到唯一一次小型袭击。一位年轻人冲进店里，怒吼：“书也该让我们拥有！”然后试图夺走一本封皮掉色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他刚走两步，一个老太太拦住了他，掏出一本《麦克白》，轻轻说：“你知道他后来为什么成为了一名暴君吗？”年轻人沉默了，放下书，走了。这是最怪异的斗争方式，一场没有肢体的搏斗，一场灵魂的对峙。



2004年，社会心理学家莉娜·克兰兹在《暴力与情绪节制》一文中提出：“暴乱不只是社会结构的裂缝，更是社会价值排序的一次重编。”而在价值排序中，书籍排在最底，却也最稳。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必需品，也不是炫耀品。它校准每个人的羞耻心。一个在零元购中抢走洗发水的人，不会觉得羞耻——洗发水是生存刚需；一个抢走运动鞋的人，也不会太羞耻——运动鞋有潮流意义；但一个人如果在暴乱中抱着3本《西方哲学简史》冲出书店，他不仅要面对外界的质疑，还要面对自己内心的质问：“我真的配读它们吗？”



这是一种来自深层文化系统的自我审查机制。所以抢者不抢，成为了暴动中的一次自我矫正，一次普世价值的观念博弈。在砖头飞舞、警笛狂响的背景下，一家书店没被抢，反而成了整个社会良知尚未熄灭的征兆。知识是唯一不被默许的阶级差距，这是一种更高阶的叛逆。



BookMonster门口曾被喷上一行涂鸦：Let them read！起初，人们以为这是讽刺玛丽·安托瓦内特那句“让他们吃蛋糕”，但很快，店主在这句话下方，贴了一张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纸条：“如果阅读是新的蛋糕，那我们欢迎所有饥饿的人。”从那以后，骚乱者在店门口喷字的现象反而越来越多：“Books are the only things that judge us silently.”“Don’t loot your conscience.”“Respect the unread.”



这些字句没有人清洗，没有警方过问，当然更没有人报警。就像街头的自由诗人，在混乱里偷偷贴了一首给世界的道歉信。而BookMonster，也开始被媒体称作“思想难民的加油站”。你甚至可以说，在城市的神经末梢，一家不被抢的书店，才是社会真正的心电图。



书是尚未彻底沉没的判断力。每一次我们看到新闻里那些暴乱视频，看到人群像潮水一样挤爆商场、搬空货架，我们总会忍不住想：这场愤怒究竟在反抗什么？而当我们看到那间书店完好无损地站在废墟旁边，那一刻我们也许会明白——他们抢走了商品，他们留下了文明。零元购能带走一切，除了意义本身。而书店，正是意义最后的仓库，破烂却仍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