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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学校爆雷”“创始人跑路”“李一诺的孩子为什么不在一土”？
大约从2025年夏天起，有关一土学校“爆雷”的消息与各种议论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2025年12月21日，在协商的整改期限过后，华章向家长及教委发送了一份“情况紧急说明”，称一土方面建议引入新的合规资方，准备资金1.5亿元，以此为基础提出全额清偿债务的重整方案，但遭到致知方面出于保全其低价租约等原因的拒绝。当晚7点半，一土宣布本周临时放假，陷入暂时的“停摆”。
没有哪所创新学校像一土这样，从出生到“出事”，始终活在聚光灯下。
这或许与其创始人李一诺的风格有关。她头上有诸多光环：清华校友、拥有马甲线的三娃妈妈、外企高管……曾与结构生物学家、闺蜜颜宁一起，作为职业女性的代表，登上《人物》杂志的封面。此外，她还是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微信公号创始人，并经营着一个以女性为主要目标群体的线上社区。
但身为高知精英的李一诺却并不给人以距离感，愿意正面回答记者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她微信公众号的slogan前半句“不端不装”，可以准确描述她的状态。
于是，面对这场可以说是一土创校以来的最大危机，李一诺很自然地直接站出来，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公开回应网友质疑。她坦承，从10月份开始，学校账上就没什么钱了，丈夫华章借钱发放了10月份一半的工资，剩下的还在筹措。
为了给老师们发工资，她还一反往日展现出来的光鲜形象，披着一头花白头发，素颜出镜直播带货，其间几度泣不成声。
南方周末记者于11月末进入学校时，发现风暴中心还是一片平静。初冬暖阳下，孩子们正在操场上打篮球、玩滑板、爬攀爬架。为即将举行的“国际文化周”活动，老师们正在动手用各国国旗布置走廊。
自2016年创校以来，一土在北京已经历了4次大规模搬家，换了5个主要的办学场地。但时至今日，困扰他们的核心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反倒又增添了新的更棘手的问题。
“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李一诺曾如此评价自己。危机发生后，她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不觉得理想主义是个脏词。但或许他们所预想的现实，与真正的现实仍有距离。一位曾经的一土家长就直言：“扮演这种人生导师的角色，可能让他们忽视掉了真实世界的残酷。”
抢公章 华章眼下租住在学校对面的一处自建房里，最近一段时间忙着和律师及有关部门开会，商量解决方案。夫妇俩共同创办一土后，李一诺不参与学校的实际运营，负责“传播理念和发声。”华章出任校长，几乎每天都泡在学校里。但从10月底起，他和一土的其他几位核心成员就无法进入校园了。
但记不清是哪一天，一土教师何润秋忽然在校园里看到了华章。他正被几名保安抓住胳膊，要往校门口拽。那时他已被禁止进校。
何润秋和一群老师冲上去质问，得到的说法是，华章带走了公章，不归还就不能进校。下课铃声即将响起，在老师们的施压下，华章被保安带去一间会议室，在那儿待了一整个下午。那天以后，何润秋再也没在学校里见过他。
华章姓申，但学校老师、家长们从来不叫他的全名，甚至不加“校长”“老师”这样的称谓，就像一些互联网初创公司里，老板和员工的相处模式那样。
何润秋不明白，法定代表人持有公章有什么问题。2025年5月，“北京市朝阳区致知学校”（下称“致知”）申请更名为“北京市朝阳区一土致知学校”（下称“一土致知”）时，申华章就成为了新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对于这次变更的背景，李一诺解释，2024年，为了获得稳定的办学场地与资质，一土决定与致知合作，双方达成协议，一土方面接手这所合办校的运营，华章成为校长，条件是他们要与致知共同承担学校此前积累的数千万债务。
时任中科致知总裁毕坤在早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因看好教育产业市场前景，2016年，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中科招商集团决定涉足教育。新成立的中科致知国际教育集团主要以收购、换股等方式急剧扩张，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就形成了K12私立学校、国际教育及北大培文杯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构成的三大业务板块，预计2017年净利规模将在千万以上，同时收到了多家国内知名企业透露的A轮融资入股意向。
但多年后，“上市梦”碎。企查查显示，中科致知目前涉及多起司法诉讼案件，未履行金额超9000万元。
2025年11月25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学校操场的一角看到了一张用来遮盖闲置器械的蓝色布幔，上面印着“一土致知、求真务实”等字样。它是今年4月底一土致知举行揭牌仪式时使用的背景布，正中位置，两个名字清晰可见：华章、祁展雄。
祁展雄为原致知学校法定代表人，担任学校法定代表人时还兼任中科致知总监。双方合作后，在一土致知的举办方“北京百年传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人员中，华章与祁展雄同任董事。
前述解释文章中，李一诺写到，在董事会里，致知的人占多数，这导致华章虽为法定代表人，却“只有风险和责任而没有权力”，包括无权阻止资金被挪用。“因为你不同意，很多事情就会推不动，学校就会停摆。”
李一诺还说，从上一学年秋季招生开始，一年多里，致知方以学校的现金流做抵押，从兴业银行、海尔融资租赁、北京银行先后贷款共五千多万元，并转移到他们的关联公司，或是用来偿还他们和上一个合作伙伴的“分手费”。
“结果就是本应用于学校的资金被他们迅速掏空，导致现金流困难。学校背负巨额银行贷款。”李一诺写到，2025年暑假，致知方要求华章配合他们做“两套账”，以便进一步拿到更多贷款。要求被拒后，双方关系持续恶化。
“小众学校” “资质、场地，这些（问题究竟有多麻烦）可以说是没有考虑过。”李一诺回忆，她的大儿子是美国创新性学校Altschool的创校生。决定办学前，2015年底，她和丈夫华章去参观了美国的另一所创新性学校，可汗实验学校。后者当时就租在谷歌总部一个办公楼的一层，环境简陋。李一诺心想，如果这样就能办一所学校，自己为什么不行。
2016年4月，她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你也为孩子上学发愁吗？》。这一年，李一诺和丈夫华章带着三个孩子回国定居，发现孩子上学成了大问题。于是，她以该文宣告，要以此为动力，在北京开办一所学校。
李一诺不否认这是一个充斥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开始。在此之前，她有一个极其国际化的履历：与很多清华学生一样，本科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接着进入麦肯锡，成为全球董事合伙人，然后出任盖茨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丈夫华章也是如此，靠数学竞赛保送到中国科技大学，而后出国留学、回国创业。
这些经历令人炫目，但与在国内办一所学校所需的现实经验毫无交集。她也坦诚地写道：“听起来是不是挺鲁莽的？愿景的确高大上，激动人心，毕竟我和华章对办学校或者教育都是纯外行……不过还是做了决定要做这件事。”
如同许多依靠创办者个人魅力和影响力撬动的创业项目，学校在创立之初确实进展神速。
李一诺的微信公众号那时有二三十万粉丝，文章发出当天阅读量突破十万。随后的十几天，在校舍、师资、教学方法和学费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近800封邮件投递到她的邮箱。企业高管、律师、高校教授、创业公司老板……都希望把孩子送到这里。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土的许多家长都是慕名而来，他们中有的人早期都是李一诺的微信公众号粉丝。
2016年9月，在北京市第八十中学枣营校区一楼三间租来的闲置教室里，31个孩子、6名老师成为了一土的创校成员。李一诺的儿子也在其中。到了次年，一土还与广州华美实验学校合作，建起了广州校区。
在一土创办的这一年，“民办教育促进法”迎来第二次修订，国务院次年还印发了《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这一时期，从北京、深圳，到福州、苏州……一批本土的创新学校纷纷萌芽。它们大多都是家长考虑自家孩子上学而引发的，规模很小。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将这一现象称为“新学校运动”。
王莹通过媒体报道知道了一土。她和丈夫都是北京人，是标准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一个供职于金融机构，一个是创业公司总经理。王莹在市内一所以刷题闻名的牛校度过了整个青春期。只有她自己知道，对学习的热情早在高三就耗尽了。“感觉受够了公立教育，不希望我的小孩再经历这些。”
王莹夫妇是一土家长的典型画像——既在教育理念上同频共振，也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一土创校之初，小学部的定价是一学年15万元，逐年上涨后，如今已经达到了18.8万，已经接近北京部分中高端国际学校的价位。
王莹的女儿害羞又敏感，出门吃饭不敢问服务员要餐具，和学校同学闹别扭从来不说，刚上小学时，还会因为字写得不够好跟自己生气。王莹观察，在一土里，像女儿这一类性格的孩子，占比大概在15%-20%。
与王莹女儿相反，嘟嘟是个活泼好动的孩子，渴望表达，上课举手时会把手臂直直地向上伸展。
嘟嘟父母希望儿子成为一个拥有思辨精神、勇于挑战权威的人。但他们发现，公立学校难以提供这样的生长土壤。在那里，不遵守课堂纪律的孩子会被拉到教室门口，家长则在班级微信群里接受“命令式”的通知。
2020年，顶着亲友的质疑和劝阻，嘟嘟的父母更换工作、举家搬迁，将他从厦门一所公立学校转入了广州一土。
李骏翼是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特约研究员，也是曾经的一土家长。研究教育这些年，他去过很多学校，比起“创新性学校”，他觉得更适合一土这类学校的说法或许是“小众学校”。它们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满足了一部分家长和一部分老师的“个性化需求”。
回归教育常识 何各庄村，位于朝阳区与顺义区的交界线上，是北京上百个以姓氏开头的“各庄”中特别的一个。
从这里向北不远，就是后沙峪别墅区。住在那里的“顺义妈妈”，会早早地为孩子铺就一条国际化教育之路。从这里向南，则是在应试教育的“鸡娃”赛道上急速追赶海淀的朝阳区。
站在两条教育路径的分岔口，何各庄村方圆五公里内，分布着北京顺义国际学校、北京哈罗英国学校、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等19所中小学。它们大多清晰地站在“国内赛道”或“国际赛道”的两端。
但同样位于何各庄村的一土学校，不属于这两类中的任何一种。
“我对看过的所有学校都不满意。公立学校的问题，大家都懂的。国际学校呢，又把孩⼦培养成外国人。”李一诺回忆创校时的想法时说。
“中西结合”是社交媒体上人们提到一土喜欢用的一个词。在创办一土时，李一诺就想把它做成一个“中国版”的国际化个性化教育学校，借鉴AltSchool、可汗实验学校等国际教育创新实践，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根植中国，拥抱世界”是她对学校在培养学生品质上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一土，从一年级开始，孩子们就要学习认识自己的情绪。开心是绿色的，难过是蓝色的，生气是红色的，担心是黄色的。他们也要一起制定班规，贴在教室墙上，彼此承诺。当然，他们也可以做一些在公立学校会被认为是“出格”的事。2022年4月，在广州校区，南方周末记者亲眼见到有孩子躺在地上做眼保健操。
至于那些需要管理与引导的行为，老师们并非直接批评或否定，而是“帮助内驱力自然生发”。他们会将对孩子的鼓励或建议写在小纸条上，塞进班级墙上挂着的，一个像手机收纳袋一样的“悄悄话口袋”，上面写着每个孩子的名字。
王莹提到，外界对一土有个认识误区，觉得他们不重视学业。但孩子入学之后她才发现，从上一年级开始，语数英老师就会每晚布置作业。偶尔，女儿跟老师撒娇，问能不能别留作业，也会被坚决地否定。
李一诺和华章都不喜欢“创新”这个标签，“我们不是在追求新，是追求回归教育的常识和本质”。
李一诺把去芬兰考察的经验也带回学校。吃饭、造船、种花、垃圾分类……在一土，每个学期，不同班级的孩子们都会接触到主题各异的项目制课程。他们在其中学习学科知识、生活技能，甚至是挖掘自己的兴趣、特长。
广州一土运营主任舒晓非记得，广州一土办学的第二学期，刚开学，实验班就有孩子提出了一个问题：竹子是怎么种出来的？一屋子的小孩都讨论不出结果，老师也被问傻了。
舒晓非说，那会儿，新学期的一整套项目制课程内容已经准备就绪。但孩子们的兴趣被摆在了更高的优先级。他们给合作方华美的校长写信，从学校竹林里挖走了一根竹子，再兴高采烈地扛回教室。
“在一土的项目课上，老师不会告诉你标准答案是什么，就是自己试。”舒晓非眼见着孩子们将竹叶、竹枝、竹节种进土里，日日观察却没有变化，对知识的渴求也愈发强烈。“这时候老师就会带着他们一起学习，查询资料、请教专家、继续试错。”
四个月后的“六一”儿童节，几盆新生的、只有半人高的竹子展示在了华南植物园竹园。这也是一土的传统。每学期的项目课结束后，学校都会组织一场专门的“项目展示日”活动，请孩子们向家长乃至社会公众介绍他们的学习成果，至今如此。
寻找200米跑道 相比广州一土自开办以来的顺风顺水，北京一土很快就遭遇了挫折。
李一诺解释，华美是一家由归国留学生群体创办的民办学校，校长陈峰是北大教育学院毕业的博士，有教育理想，几乎一路执掌学校至今，且学校的财务状况良好。
但北京一土从一开始就选错了合作对象，并为今天的纠纷埋下了伏笔。
与八十中的合作只持续了一年。这是因为，根据《教育部关于贯彻〈义务教育法〉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的若干意见》，公办学校不得出售、转让，闲置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资产，也要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处置。也许是时间久远，一开始，所有人都忽视了这个早在2006年就发布了的文件。
起初，与八十中合作时，李一诺以为，学籍、招生和场地问题就此得到了解决，彼时的她还不知道，漂泊注定是一土这样的创新学校的宿命。
在一土办学第10年的年末，华章做了一张地图。地图上，一簇火苗代表一处一土曾用过的办学场地，仅在北京，就有12处。这当中除了主要用于小学办学的5处场地，剩下的都是学前部和中学部。
至于同为创新学校的日日新学堂，2006年成立以来至今搬迁了三次。因学校土地被纳入自主腾退项目，2023年春节期间，场地租约还没到期，学校就被停了水和电。2018年成立的探月学院，五年内也已搬了5次家。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至今记得她最初认识李一诺的情景。那是一土落地的头两年，后者主动找到她的办公室，跟她讲一所民办学校的办学之难，除了资质问题、跑道要求，还有卫生检查、消防检查。
困难一个接一个，李一诺都是在学校办起来之后才发现的。
教育部办公厅2004年印发的通知中要求，民办学校必须取得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批颁发的办学许可证。只有取得这份证件，学校才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而后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开设银行账户。
但要取得办学许可证，小学的前提条件是拥有200米以上的环形跑道，初中是400米以上。“挺震惊的。”李一诺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我在北京有一个能建200米跑道的地儿，为什么要来办学校，肯定是做房地产项目去了。”
2017年，学校临时搬到朝阳公园附近过渡，次年，北京将台路校区落成。一百多名师生搬进了朝阳区某老旧小区内，一处原来用作锅炉房的三层工业建筑。李一诺找了设计师团队重新装修，又一次次去找教委沟通，“我说我们现在能办学了。”市教委派人来看过，发现跑道这一项还是不达标。
2019年初，通过朝阳区教委牵线，一土与位于北京BISS国际学校达成全面合作。然而一年多后，2020年10月，BISS就发出声明，称两所学校已无任何合作关系。两年后，北京达罗捷派学院成了BISS的新合作方。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不同于妻子李一诺的高调、直率，对于那些合作中产生的矛盾、纠纷，华章从来没在公开场合回应，“很多事儿一到细节就说不清楚。”
和BISS的合同突然终止后，一土一边忙着打官司，一边租下了北京朝来森林公园附近的一片地，建起了新的来广营校区。
老师和家长们都喜欢这里。整个学校都是绿色的——操场、栏杆、校舍，还有学生们的校服。在这里，一土有了标准的200米跑道，也终于在办学5年后拿到了小学阶段的办学资质。
但因为场地要拆迁，他们最终还是离开了。
2022年，朝阳区法院一审判决BISS向一土的母公司北京花园清泉科技有限公司，返还本金及利息超3600万元。李一诺说，因为对方只能拿出近1000万元的现金，再加上来广营校区要拆迁，为继续办学，双方便协调将一土与致知的合作当作置换条件。
过去这九年里，一土一次次搬迁，更换合作方，李一诺很多次都想过，要不要放弃办学。她跟华章说，如果哪天这所学校“寿终正寝”了也能接受，“我们已经尽了人事”。
想归想，在现实中，曾经的“微校项目”，体量还在不断膨胀。2019年4月，北京一土幼儿园开园，同年8月，北京一土中学创校。2025年年初，广州一土开始招收初一学生。
华章解释，扩张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像一土这样的学校，一旦规模太小，就很难实现良性运转。“因为很多东西不能进入正循环，不能租一个很大的场地就没法合规，不合规就牵连到学生招生、教师招聘，各方面都会彼此影响。”
“如果没有中学，孩子读到五年级时家长就得考虑转学，然后再往下延伸，到四年级、三年级，最后整个小学部就会崩塌。”与致知合作，华章说，至少在形式上意味着一土的孩子们获得了一条通往大学的、实在的路径。
注定“离婚”？ 但与致知合作的遭遇远超两人预料。
回应文章发出后，李一诺收到了许多批评声，外界质疑他们的幼稚、天真，甚至是理想主义，让学校一次次陷入危机中。很多家长们也有同感，两所学校的合作，犹如一场错误的婚姻，注定走向离婚的结局。
“我们办学校的，难道能想不到要好好考察合作对象，让学校稳定下来吗？每一个（问题）当时都觉得是可以（解决）的。”李一诺坦言，办学无法中断也导致一土挑选合作方的时间有限，每当上一个合作出现问题，他们就需要赶快寻找新的场地，先给孩子找到一个上学的地方，“那就真的是临时抱佛脚。”
对于一土遭遇的一切，一位曾经的学生家长认为，资质之困只是问题的表面，更深层的还在于创始人“对社会博弈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比如过度相信了一些口头上的承诺，在法律条款上、财务账户上没有做好自我保护，或是在谈判的时候向对方让步了，又或者说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变化。”
不过，以承担历史包袱为代价，以换取办学资质，类似的“联姻”在民办创新学校中并非孤例。
2022年7月，北京达罗捷派学院与北京BISS学校签下战略合作协议；次月，探月学院宣布，将全面负责北京清森学校的高中部。两个合作发生前，清森学校曾拖欠一年半、总额超过两千万元的租金；BISS则因财务问题多次深陷“倒闭”传闻。但它们都拥有高中学段的办学资质，而选择与它们合作的探月学院、北京达罗捷派学院，正是冲着这一点而来。
作为一土的创始人之一，李一诺并未参与同致知的具体合作。2019年，她携母亲与三个孩子去美国出差，2023年成为东京大学访问学者后，便独自带着孩子赴日本学习、生活。有人质疑她早已跑路，连孩子都不在自己创办的学校上学。
“其实很多事情我都不觉得一定要说，这是我们家里的事情。”李一诺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之所以不让孩子继续在一土上学，一方面是考虑到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一旦和其他学生发生冲突，“家长是不是完全有理由担心老师可能不会公平处理？”
另一方面，李一诺提到，当时赴美出差是她在盖茨基金会工作的常态，没想到那次一去就是两三年，孩子只能在当地上学。等到2023年可以返回时，她已从基金会离职，而华章在一土的月薪只有一万多元，“如果我带孩子回去全职投入一土，说得不好听点，我们家连收入都没有”。
钱，也是始终困扰一土的问题。
“在中国做教育的困境就是你得自己去造血、挣钱。”李一诺坦言，一土创校至今，每年都在“寅吃卯粮”。学校账面上的现金流，除了提前收取的学费，还有她做线上社区的大部分收入。即便如此，依然不够。支出不仅包括教师工资、场地租金这些显性成本，还有大量不可见的部分，比如消防改造、持续的食品卫生保障。
2015年一土成立前，华章就带着团队开发了一款名叫“磁场”的App，一土创校后又开发了另一款名叫“晨犀”的App。前者搭建社区用于教育理念分享，后者则用来记录教学工作日常，跟踪考查学生的变化。
李一诺说，之所以当初选择做这些App，就是考虑到一所学校的招生规模毕竟有限，“我们现在有700个孩子，再成功，有1万个孩子了不起了是吧？但中国的学龄儿童超过1.5亿呢。”他们希望能惠及更多的家庭和孩子。这也是在践行他们创办一土时提出的教育公平理念。
但据财新此前报道，办学早期，负责开发磁场和晨犀的IT团队有三十多人，成本开支给学校现金流带来了很大压力，2019年后，华章便对团队进行了优化。2022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广州一土的老师们就提到，晨犀已不对外开放，仅供一土内部使用。
最近，得知老师们没领到全部的工资后，王莹哭了好几次。其间，有家委会的妈妈组织大家一起去别的学校探校，有人甚至明确表示自己先不去了，“非常沉得住气”。
老师们也是如此。何润秋说，事情发生后，学校里反而没有发生什么人事变动。她身边的朋友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公司都发不出钱了，大家都还要继续在这里上班。
“至少把这个学期撑过去了，不要让孩子中途没学上。”11月底，就在和南方周末记者见面当天，何润秋收到了一条消息，学校承诺，会在12月3日前为教师们补齐10月份剩下的一半工资，并会组织老师们去与华章面谈。然而直至12月22日，教师工资仍未发放完全。
教育是一种活法 “一土爆雷”的消息在网上传开后，李骏翼观察到，对一土的质疑，开始向这一类小众创新学校蔓延。他有些担心，一所学校的生死存亡，会影响到公众对创新教育发展的信心。
刘云杉相信“教育本就应该是多元化的，不只有一种类型。”而这类小众创新学校，就是对标准化公立学校的一种丰富和补充。“它们有存在的合理性，也应该存在。”她强调，这类学校不必贪大求全，而应在某些点上做精做深，例如专注艺术、科学等特色方向。只要有一群家长认同、一批教师投入，就应允许其以合理形式存在。“干嘛非得都一样？”
但现实却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过去二十年间，创新学校们依然大多挣扎在生存线上，甚至接连走向关门的结局。
李一诺大儿子曾就读的Altschool，早在2018年就因快速扩张烧资金而关门大吉。她记得多年前参观可汗学院时，创始人曾信心满满地表示三年内要开办1000所学校，可至今他们仍只有最初那一所。
创新需要土壤，而现实中的土壤却依旧稀薄。
刘云杉坦言，这类学校不仅面临课程、师资、家长协同等内部挑战，更重要的是遭遇外部监管的困境。“它们需要稳定的政策支持与监管。”她强调，对民办教育的政策不能总停留在“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境地。
刘云杉还有个隐隐的担心，那些选择了小众教育的家长，或许再也回不到公立教育体系了。“但教育本就是一种活法，”她说，“就活法而言，都是从自己的际遇当中走出来的一种人生之路，是个且走且看的事情。”
华章见过这样的孩子，在一土读了六年小学，初中回到公立学校后，因为环境的影响，不出一年就变了个样子。但李一诺觉得这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适应，“大量的孩子小学毕业去公立学校上初中，学得也不差”。
过去这三年，王莹眼中的女儿变得越来越自在松弛，能够在班里演讲，甚至一度向妈妈表达，要在这儿一直念到大学。
学校这场危机发生后，王莹把这些发在了社交平台上。有人质疑一土老师的主要任务是“哄家长”，也有人说他们在培养温室里的花朵。王莹很不理解这种想法。
“每个小孩都是一颗饱满的种子，有的人会长成玫瑰花、大树，让人羡慕，有的可能就是土豆、小草，不起眼。我接受女儿是小草，只要她能成为她自己。”王莹说。
在华章看来，眼下的“泥潭”也不过是一种对自己和团队的“修炼”。“最后还是要接着往下做。”12月21日，他在“紧急情况说明”里写，“我们的立场与努力”是不惜代价保学、坚决反对“分流”，为此愿意放弃可决定范围内的所有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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